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从释义到推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史料解读献疑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重构两宋（尤其是南宋）政坛面貌,旁征博引,新见迭出,深得学界好评。然而通读全书,作者对若干史料的运用,似不无令人生疑之处。书中史料处理的疑点。主要可分为：字词含义、语段脉络、史料性质、推论程序四类。     

矿山史的文学书写——读武翔《红颜绿煤》

《红颜绿煤》进退得宜,收放有度,既有时间线索,又不平铺直叙,插叙补叙间出,前后跳荡,摇曳多姿。作家具有非凡的驾驭大场面的能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着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这不仅是结撰故事的需要,也反映出那些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命运的不可捉摸、不可把握,从而饱含着历史的沧桑。作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没有做简单化的处理,多处表现了对传统的历史叙述的解构。作家秉承着古代叙事文学的优秀传统,善于在激烈的矛盾;中突中刻画人物性格。主要人物个性鲜明,特别是女性群像光彩照人。     

曾国藩对后世深远影响之论析

曾国藩为政上被誉为“成同中兴第一臣”,为文上被称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氏去世后,清廷以国葬之礼厚待,当朝权贵文士撰文盛赞其不朽功业。清末反满革命浪潮迭起,曾氏受到革命党人斥责在所难免,但文学成就仍受后人称颂,再传弟子林纾光复湘乡文派。曾国藩的丰功伟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毛泽东救国救民伟大抱负,蒋介石也以之为效法榜样来治理国家。     

基于神经网络的物流需求预测——以浙江省长兴县为例

为了寻找城市经济与城市物流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为城市物流规划提供必要的决策数据和依据,建立基于神经网络的“城市经济一物流需求”预测模型,对城市物流需求量进行预测。应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研究城市经济与城市物流需求之问的内在非线性映射关系,为城市物流需求预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以浙江省长兴县历年经济数据作为模型的信息输入。建立起长兴县物流预测模型,并进行求解。     

习近平的网络安全治理观

习近平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治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形成了系统的网络安全治理观,这是网络空间发展衍变和国家治理思想提升的逻辑必然.习近平网络安全治理观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为:实施“一体两翼双轮驱动”的战略观,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观,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利益观,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技术观,倡导“尊重网络主权反对霸权”的国家观,推行“聚天下网信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习近平网络安全治理观蕴含着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特质,贯穿了新发展理念的系统治理思维品质,体现了着眼全球勇于担当的大国风范,既为我国网络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又为全球网络安全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无垣之“城”——近代西安回民社区结构探微

历史以来西安回民社区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其宗教社会内部的组织秩序同构.回民社区在适应国家政令及地方法规制度管理的同时,以清真寺为核心,以教坊为组织形式,教民的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教坊制度下回民小集中的空间结构后面隐藏着的是居民的行为活动与教坊的物质空间秩序、社会生活组织秩序的高度统一,即物质形态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构成了西安回民坊巷居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特征.     

习近平的人民群众观

人民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群众关系的理论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诠释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精髓要义：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习近平的人民群众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内涵,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做出了新贡献。     

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云南昆明寻甸县为例

县是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国家政权行使和行政管理的基础,县对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对下是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操作者。县域经济是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区域性经济,实施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双向三化一体"发展路径,必将历史性地一揽子解决集多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广大中西部扶贫开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1949-1957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的研究

1949-1957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权力的下沉。下沉主要是通过运动建政;革命建政;政党建政三种方式进行的。农村政权建设的焦点、难点,是乡村社会的动员、协调与控制问题。支前反霸、镇反土改、互助合作等运动,既使国家权力纵向上达至区、乡、社队层面,横向上扩展到农民的生产、生活领域;又使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的重组、重构。它们的实现,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演进程式,动员、协调、控制中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从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紧张和冲突。醴陵县的个案研究,就是从这两者的互动轨迹来揭示其复杂面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