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黄米蔡”的形成——蔡襄、蔡京之争的关捩

“苏黄米蔡”之“蔡”究属蔡襄还是蔡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捩是还原“宋四家”的形成过程。南宋时期形成了“苏黄米”并举、“米蔡”对举以及推尊蔡襄的批评传统,这是元人提出“宋四家”说的基础。“宋四家”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明代始确定为“苏黄米蔡”并引出争议。有宋一代,蔡京从未进入过“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谓以“襄”代“京”的事实。     

《招魂》“像设君室”与楚简帛之“象”

《招魂》“像设君室”之“像”,前贤或解为法像,或解为画像,以顾炎武“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之推断最有见地。上博藏六《天子建州》“士象大夫之位”、“大夫象邦君之位”、“邦君象天子之位”之类记载,其“象”谓祭祀之设象。楚地出土的楚帛画以及西汉帛画对研究招魂之礼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由周代之“尸”到战国之“象”的礼制变革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鲜明特征与原创性贡献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在不懈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和时代精华,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成为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成就,立足新时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认清中国文化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时代逻辑。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内容上的科学性、立场上的人民性、本质上的实践性和体系上的开放性。就其原创性贡献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地位,突出文化对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的重要作用;提出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的使命任务,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湘语的历史

战国时,楚国征服了湖南全境,楚人大量移民湖南。移民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即楚语,楚语是湘语的源头。楚语进入湖南,与湖南土著民所操的语言发生碰撞,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南楚方言。南楚语形成以后,湖南地区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移民,南楚语受到移民语的侵入。到明清时期,近代湖南方言格局基本形成,湘语区产生。     

清代乡试的防弊对策述论

本文对清代乡试中的舞弊现象、防弊对策、防弊对策失效的原因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探研。由此引出一些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整肃考风的有益的启示。     

辛弃疾与朱熹交游关系考论

辛弃疾与朱熹的交游关系对辛弃疾思想人格有深刻的影响。研究辛、朱的交游关系可为揭示辛弃疾中年后的心态、思想 ,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发展和人格特征的成熟及揭橥南宋中后期上饶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思潮 ,提供一个特定角度和个案分析。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     

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古列女传·有虞二妃》的文本结构

湘妃和虞舜的感情传说是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反映在《尚书》《山海经》《孟子》《楚辞》《史记》《列女传》等六大系文献中。在西汉时期汇编的《列女传》中,它被列在105篇传记的首位,称为“元始二妃”,在发生的时间和编载的时间上都是最早的。从最初的记录开始,湘妃故事就包含曲折复杂的多层情节,具有明显的爱情因素,列为两性关系的正面典范,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占据正统的地位。     

程、朱《周易》观之分析与比较

程颐和朱熹在思想史上有传承关系 ,但两人的易学观却有相当差异。通过比较分析 ,本文认为程、朱易学观的差异并不是程、朱学说基本原则的变化 ,只是因为两人所处时代不同 ,时代精神有变化 ,两人观点的差异是因为两人认识了不同的社会状况而造成的 ,两人的观点是不同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