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县青铜器和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思路调整

利用青铜器纪年铭恢复西周的历史年代是20世纪古史研究中一个强烈的愿望，人们坚信，只要正确理解了铭中的月相含义，就可借助合天的历谱推知器物的相应王世，系联多器进而推算出整个西周时代的历年。2003年陕西眉县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铜器打破了这个率直天真的想法，这批器物的铭表明，西周历法的精确度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高，因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还不足以得知西周一代的年历，与此同时，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思路亦应作相应的调整。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川西北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耦合路径分析

在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规划》中,川西北高原地区被确定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成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一。由此,在“生态保护”和“限制开发”的前提下,如何推进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必须面对和研究并解决好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本文以川西北重点生态功能区——红原县为例,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该区域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进行剖析,进一步分析了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找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以生态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相互耦合为视角,提出川西北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耦合路径及对策建议。     

媒介融合背景下株洲炎陵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研究

整合营销是旅游目的地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手段,把握媒介融合背景下营销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加速营销信息的传播。基于此,为提高株洲炎陵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以及促进当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客观上要求旅游目的地整合各种旅游资源和市场信息。在对株洲炎陵旅游整合营销SWOT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当地旅游整合营销的具体运用,包括品牌形象整合、旅游产品整合、营销主体整合等,并从产品体系、定价策略、营销渠道以及宣传形式四个方面,构建株洲炎陵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模式。     

试论新疆维吾尔族中的什叶派穆斯林——来自莎车的调查研究

在新疆莎车等地有一部分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他们以自己的＂什叶派认同＂和莎车县的多里喀扎清真寺为中心,保持着自己的教派认同与历史记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对了解伊斯兰与维吾尔文化的交融及各个群体之间的涵化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地域文化对户县农民画艺术的影响

户县农民画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它的诞生与发展受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区域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环境以及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纯朴、古拙、粗犷、强烈的艺术特色,它主要以户县美丽的田园风光、逼真的农家生活和丰富的传统民俗等为元素,多以主观性的构图、夸张的造型、强烈的色彩进行画面的表达,增添了画面的装饰性与趣味性,从而使其成为一枝耀眼夺目的艺术奇葩。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对"十五"计划以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调查分析

本文在对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十五"以来县域经济评价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快速稳定发展的对策建议.     

对贵州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的体育价值及推广策略研究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问法、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被西方记者誉为“东方迪斯科”,流行于贵州黔东南台江地区的苗族传统体育项目“反排木鼓舞”进行了研究。发现其是一项对场地、器材条件要求较低、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运动强度、运动量可随意调控,因而具有高度趣味性、欢娱性、健身性、教育性和广泛适应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并对推广探讨的苗族传统体育项目“反排木鼓舞”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旨在挖掘、整理贵州台江苗族传统体育资源,为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体育传统,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江西省星子县板岩开发与存在的问题

板岩又称青石,这种自然资源在现实中有众多的用处,对其的开发能很好的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带来诸多的问题.文章阐述了江西省星子县板岩的分布与开发的现状.剖析因开发而产生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体和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以及对旅游资源的破坏和引发地质灾害等影响区域整体发展的问题.文章从政府管理、开采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减轻板岩开发对土地和环境负面影响的对策措施,倡导矿产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的边地逻辑——基于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汉彝同村共寨现象的考察

中国境内“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客观条件。同时,如何在普遍性的客观条件下,找寻相关经典跨族群关系建构中的历史演变特征、规律,进而在学理上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历史逻辑问题,应为当前学界迫切需要开展的一项重大课题。再则,普遍性特征的背后,往往是“点”与“面”的衔接性,是“边缘”与“中心”的整体契合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彰显,既需要内地中心普遍案例的量化支撑,还需要边地社会经典样本的质性论证。可以说,边地社会样本的客观存在,方能直接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性存在。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普遍客观存在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不仅在跨族群关系建构层面提供了混融共生这一内在共同体意识的形象学理载体,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地社会的客观存在提供了现实实践层面的厚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