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作品的苦难意识

余华从先锋时的暴力苦难到后来的现实苦难,从对苦难的对抗态度到对苦难的消解,从残酷到温情。这其中的变化值得思考,本文从探索余华作品苦难意识的来源开始,逐步分析作品中苦难意识的变化及原因,从而揭示苦难的实质和产物。     

从《世说新语》看张华的人格理想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虽然《世说新语》涉及张华条目记录的言行思想体现了作者“性好老庄”的主观倾向，但是张华并不热衷组织清谈或以名士高自标置。结合《晋书》以及文学作品对比分析《世说新语》相关条目，具体指向存在的矛盾，尤其《品藻》第8条记载刘令言始入洛评价“张茂先（华）我所不解”之处，可以发现，张华人格理想应是西晋著名作家和玄儒并蓄的入世名士。相较于袁宏《名士传》记载中朝名士群体结合名教与自然的入世人生态度，张华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     

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

从男性心理及其艺术表现范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悼亡诗,可以发现悼亡诗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至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始确定悼亡诗的特定内涵,即专门用来追悼亡妻,且书写的重心明显落在悼亡主体,而不是对象身上。二、唐代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注入了更多个人化的生活内容,使诗歌表现的重心由悼亡主体向悼亡对象转移。自韦应物之后,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和丧葬经过写入悼亡诗中,成为诗家惯例。在艺术表现上,韦诗在意象营造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都有所发展。三、元稹真正将悼亡诗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到他的《三遣悲怀》,悼亡诗的艺术表现最终完成。此后的诗人在悼亡诗的艺术表现上已无多少开拓的余地。     

清代“花部”时间界定及命名研究

清代戏曲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环节就是乾隆后期出现了经过三个主要回合较量的“花雅之争”。自此，以花部统称的地方戏逐渐实现了对数百年剧坛盟主昆曲的挑战和更替。然而，“花部”这一称谓出现和消失的时间界定都不是足够清晰准确，类型多样的命名方式以及由此体现的戏曲观念也较少得到探讨。对“花部”的时间界定及命名研究有利于深入、准确把握古典戏曲观念史和接受史上的转变。     

译者也要做“清醒的说梦者”——析余华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英译文中对重复的处理

余华先锋派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重复”构成了小说语言“突出的模型”。余华通过用词的重复和句式的重复，营造碎片感，突出感觉化，强调象征意象，并制造语言节奏，从而达到“仿梦”效果。从文学文体学出发分析译作对原文重复的处理，指出准确把握原作重复意义并在译作中再现“重复”的必要性，并提出改进意见。     

孑然远行的流浪者——鲁迅与余华创作思想解读

鲁迅和余华都是其时代的前行者，思想的先觉者，他们通过作品展示了对孤独生命的认识，借助孤独寂寞的先觉者排遣抑郁的心情。孤独生命有一种本能的超越和抵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选择永远地在路上流浪。鲁迅和余华作为思想上的过客，一直让自己处于精神的荒原上，虽然饱受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却始终在为寻找别样的人们和别样的人生而努力。     

转型升级背景下家族企业成长的战略思考——基于越商新生代的观察

在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要保持现有的快速成长,必须有效地推动中国更多家族企业转型升级,在战略上进行脱胎换骨的公司变革,要求企业确立正确的发展政策,制定相应的战略,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企业的快速健康的成长。作者通过调研,基于越商新生代视角进行了观察与分析。     

2008“中国·绍兴”海峡两岸大禹文化研讨会综述

"中国.绍兴"海峡两岸大禹文化研讨会于2008年4月中旬在绍兴饭店举行,来自大陆及台湾地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大禹文化的影响及现实意义、先秦时期两岸文化交流和越文化研究等议题提交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此次会议对大禹文化、越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海峡两岸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京话日报》定位转型初探

彭翼仲是清末北京地区一位活跃报人,他致力于民间报业,以一己之力创办了《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三种报纸,以《京话日报》最负盛名。《京话日报》初创时有所赔累,进入乙巳年(1905年)开始兴旺,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报纸定位的显著变化。论文探析1904年8月到1905年7月期间该报定位的转型。     

也论墨学中衰的原因

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墨学一度同儒学并驾齐驱、分庭抗礼,并称＂显学＂。秦汉以后,墨学作为思想体系和学说逐渐消失、淹没,其终结的原因成为墨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文章遵循余英时先生内在的理路研究方法,从墨家思想内部来寻求终结的原因,认为墨学骤衰主要在于缺乏超越突破与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