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本夫小说象征的叙事形态

赵本夫是新时期较早尝试运用象征进行小说创作实践的作家。他的小说象征呈现三种叙事形态:现实象征,关注社会历史,在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中蕴涵着深层意义;文化象征,描写土地与自然的关系,思考生态失衡带来的后果;哲理象征,探究人性与生命,表达出对整体人类发展命运的关怀。作者对象征的青睐源于他的美学追求,同时与当时西方文学思潮的传播影响有关。     

武陵民族地区高校转型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研究

随着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不断推进,武陵地区经济结构的演进需要一大批掌握了先进职业技能的劳动者和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武陵地区高校要适应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当地的社会发展需要来建立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在专业建设上瞄准地方优势产业,集中力量建设富有地方经济特色的优势学科与专业集群;以企业的需求为切入点开展科研活动,推进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     

邓小平对毛泽东民族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民族理论,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理论:1、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实质是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2、民族问题关乎国家统一;3、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4、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侗族大歌——民族复调的瑰宝

侗族大歌是我国最早被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中国多声部音乐,它的"众低独高"、复调式多声部合唱方式是中外民间音乐所罕见的。是我国民族音乐乃至当今世界乐坛的一枝独秀,被誉为"最有魅力的复调音乐"。     

印度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印度政府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教育、就业、资源开发与保护、农村建设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了多种政策和相应的帮扶计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印度的做法对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在政治上提升少数民族的参政议政权;制定并实施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和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政策和帮扶措施;建立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利益保护与补偿机制,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发展并努力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     

羌族诉讼习惯法的历史考察

羌族诉讼习惯法发端于大禹时代,其中,依靠人力运转的有“议话”、“转转酒”两种程序;假托神意运行的有“盟誓”、“捞油锅”、“掷骰子”、“枪击草(面)人”等神判程序。其历史演进呈现为四个阶段:独立运行(18世纪前);国家法对诉讼习惯法的介入(18世纪-19世纪中);国家法对诉讼习惯法的挤压(19 世纪中-20 世纪中);彼长此消(20世纪50年代以来)。     

民族、语言和宗教——解读《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三个关键词

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民族观、语言观、宗教观及其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在乔伊斯看来,爱尔兰的落后与苦难不能单方面归咎于英国殖民政策,同时必须反思爱尔兰自身的堕落。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深刻的反思精神,才使得他能够最终走向世界主义,在自我流放的文化之旅中完成一位民族作家的文化使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撰述与民族一统、同祖同源观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秦汉起进而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史学记录着这一伟大文明的发展历史,其中,少数民族史学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的客观趋势。这个客观趋势是历史上的任何矛盾、斗争都阻止不了的。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应当不断丰富、充实少数民族史学的内容,以加深我们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这方面,史学界已经作了许多努力,产生了一些成果,但发展的空间仍然是恢宏广阔的。2007年9月21—23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了全国性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供论文四十余篇,就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河北学刊》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十分关注,乃设立专题进行讨论,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这组论文,正是反映了作者、编者的这一共识。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民族政策宣传面临的新形势与应对策略

我国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在不断巩固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民族地区突发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呈上升趋势,网络和新闻媒体成为民族政策宣传和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和平台,民族政策宣传已进入了国际传播的范畴,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因此,必须突破传统的宣传模式和理念,建立和创新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增强民族政策宣传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