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与中国故事——访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教授

凯瑞·布朗是享誉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2019年1月,凯瑞·布朗在访谈中谈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以及中国故事的理解。他主张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基础,植根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解中国故事,分析中国政治与全球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一部成功的中国故事,就是具有积极愿景的未来的故事,是一个信仰团体的故事,是道德正义的故事;只有植根中国历史与文化,才可以理解并解决中西方的“幻象冲突”问题。     

从实体性存在到规范性存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依据及实践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其承载的关于人类价值规范和交往秩序决定了它本质上属于一种规范性存在样态。作为超越实体性存在的特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存在样态主要在于其内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价值张力,这种价值张力在现实中表现为共同价值与价值存异、公共权威与个体自主、超越旨趣与适度稳定的合理关系。上述价值关系的处理也充分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方案中,即中国传统"和文化"价值引领下的共享发展格局、"承认的政治"下民族自主与"中国方案"的价值威信、战略举措下的区域化样态与价值超越下的全球化趋势,以上方案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发展。     

嘉绒藏族村落社会的宗教文化——以大渡河上游的沈村为例

藏区的宗教文化既独特,又多元。在嘉绒藏族的村落社会中呈现出两种传统宗教,二者并不排斥,村民都接受和认同。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两种宗教同时存在是一种大小传统的关系,它们互为补充,在互动中共存。通过村落社会的微观场景来观察村民的信仰文化,有助于对嘉绒藏族底层社会宗教文化的理解。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     

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技能升级——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通过更高水平的城市贸易开放实现区域劳动力市场升级和技能提升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开放经济框架下,从理论上阐释了贸易开放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内在机制,并采用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微观样本和186个城市的匹配数据,对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城市贸易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增加约0.02个百分点;(2)产业集聚是城市贸易开放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重要渠道;(3)贸易开放对劳动力的技能升级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中部地区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最明显,500万及以上人口大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因此,结合产业集聚特征、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实施针对性和适宜性的政策措施,推动“优进优出”的高质量贸易开放,对优化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和人才的比例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有机构成及其提升途径

社区自组织能力是指社区组织和机构在适应社会环境变化过程中,通过自身努力而实现自我生存、逐渐完善和不断壮大的能力。它是由整合资源、凝聚共识、化解冲突、促进和谐、自我适应和实现创新等方面的能力有机构成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要提升社区自组织的能力,可以从内核、环境和机制等三个方面来大力实施建设工程。     

价值链网络结构范型下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创新

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化、利益关联、耦合自洽和情境适应的复杂网络系统。由于供给手段智慧化、供给过程复杂性、个体能力失败和主体关系不确定性，传统由单中心主导的分立、单一和线性供给模式不能对整体网络化供给问题给出有效释义和策应方案，需要引入价值链网络结构治理新范式。从价值链理论出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适应协同供给的价值链网络结构系统，价值链网络系统理论与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具有内在契合性。价值链网络结构范型下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的内在要求体现在现实问题逻辑、供给价值诉求和主体关系博弈三方面；价值系统表征为克服供给碎片化、提供“三变”供给路径和技术手段嵌入支撑；构建基础体现在良好的社区文化、坚实的网络基础和规范的政治环境。建构多中心价值链网络协同供给模型，需要从管理协同、运作协同以及消费反馈协同三个层面展开施加管控。     

Negotiating Density and Financing Public Goods in Vancouver and New Taipei City: A Development Rights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wo density-based value-capture mechanisms – community amenity contributions (CAC) in Vancouver, Canada, and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TDR) in New Taipei City, Taiwan – that planners use to finance public good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sign of the mechanisms, negotiating dynamics, actors involved, and types of public goods financed, we propose three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rights: absolute ownership, bundle of rights, and public asset. We find that the public asset perspective underpins Vancouver’s CAC, whereas in New Taipei City’s TDR development rights are treated more as a commodity, a concept rooted in the absolute ownership perspective.     

Ecosocial change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The case of “Bönan” in glocal transition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was to identify and discuss ecosocial changes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mechanisms in a coastal fishing community of Sweden – Bönan.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eight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An ab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data and background literature.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Bönan has been exposed to a combination of ecosocial changes that have transformed the community, and therefore required community resilience intervention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social workers need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ecosocial work for enhancing community resil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