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宗法文化论

本文分析了东乡族宗法文化的表现形态、主要特点及其成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复合型宗教性宗法文化的概念。作者认为 ,东乡族的宗法文化既受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 ,又具有中国传统宗法伦理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 ,因此它实际上是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复合型的宗教性宗法文化。虽然这种文化也存在于西北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 ,但它在东乡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并与汉族的宗法文化形成对照。本文的研究为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族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族宗族研究形成对话     

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

巩昌汪氏是蒙元时期的世代军功巨族,其与徽州汉族大姓汪氏通谱,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一件实例。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家谱及碑刻资料,考证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系汪古,言其为汉人,系对文献误读、误释和改窜所致。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是在元代后期至明永乐间,但所述系谱颇多纰漏,殊不可信。     

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以深圳龙西客家社区为例

本文结合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影响,在充分考察深圳市龙城街道龙西客家社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宗族状况的基础上,着重从宗族的习俗调整、宗族的聚居格局、宗族的经济基础和宗族的权威体系等几个方面,探讨宗族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据此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理念进行反思。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论金代宗室的经济收入及经济犯罪

在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与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一样,宗室作为统治者的血亲成员会享受到诸多优厚的经济待遇。宗室成员因此大多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也有部分宗亲的生活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富足。出于追求财富的天性,宗室成员中也常有经济犯罪行为发生。金朝宗室阶层后期汉化加深,生活奢靡,对财富的追求和渴望加深,也应该看做是金朝走向覆灭的原因之一。     

对梁士诒家族的考察

粱士诒家族处在近百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洪流中，他们对保守派来说是进步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是有贡献的。对革命派来说，又是落后的，梁士诒曾多次受到通辑。梁士诒家族复杂多变，涉及面广．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中很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浅析7世纪之前的日本社会

7世纪之前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历来是史学家争论的问题，此时的日本社会与原始社会解体时的状况基本保持了一致。其突出的表现是经济生活上的部民制、政治上的氏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共同体信仰。三者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此时的日本——氏族制国家。     

近代新洲黄氏宗族的祭祖活动

本文通过对近代新洲黄氏宗族的考察,认为祭祖活动是联结黄氏族人的重要纽带,是其宗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因素;黄氏宗族通过祭祖仪式体现国家正统意识形态观念,使得整个宗族组织占有尽可能多的社会及文化资源,并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     

论党项宗族

宗族存在于整个党项社会与西夏政权的全过程 ,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派生出许多支系 ,一个强宗大族往往包括若干个乃至数十个中小家族。大大小小的宗族首先是一个军事实体 ,越是强宗大族 ,拥有和控制的武装力量也就越强越大。同时 ,宗族还是一个经济实体 ,在这个经济实体内 ,既有农奴劳动 ,又有奴隶劳动 ,包含着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经济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