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村治中的宗族政治表达——以大理周城白族村为例

近年来,一些以汉族宗族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认为,在宗族势力复兴的今天,多数农村的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有着正面的影响、或负面的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影响。然而,通过笔者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研表明,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于汉族宗族的特点,即宗族在政治表达上的“不介入”和“无诉求”。     

试论“五四”前后对宗族文化的重新审视

面对当代社会中"宗族复兴"的现象,有必要梳理和分析"五四"前后对家族制度和道德伦理的批判理路,发掘和分析其时审视宗族文化的多元角度和深层动因,追索宗族批判话语的生成背景,体会历史当时的丰富信息,从而对家族文化在新旧世纪的命运能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考察,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满族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因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清代,不仅汉族、满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或回族以及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民族融会才升华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     

摩梭人母系氏族社会新探

青海省“三河”地区是古西羌的发祥地,也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通过对青海省柳湾等地古西羌人的考古新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羌人在大迁徙中与土著“东女国”等母系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文章认为,摩梭女儿国母系氏族社会是在特殊的社会地理环境之下,如同昙花再现,这种返祖现象的存在不过1500年左右,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已有本质的区别,是封建私有制的产物。     

试论传统家族文化对中日企业发展的不同影响

文章首先对比分析了中日传统家庭和家族文化的差异,其次说明了中日不同的家庭和家族文化对企业经营的不同影响,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探索日本企业经营对中国家族企业现代化可资借鉴的经验。     

家族变迁和中国家族企业的再思考——以浙江万氏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族企业在中国再度兴起。总体来说,社会科学家将中国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文化和经济现象来对待。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中国文化与家族通常被当作一个自变量。家族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其边界由家族成员不断地协商而形成和变化。基于在中国浙江的一家家族企业的民族志研究,发现：随着家庭与宗族制度的变迁,一种新型的家族企业正在中国出现。     

蒙古尔部族的组织(续一)

本文对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作了介绍,其中对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