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尔部族的组织(续二)

本文对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作了介绍,其中对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     

南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及其对法治秩序的危害

南方宗族势力具有宗族成员的单纯性;地域上的严密性和封闭性;宗族意识的浓厚性等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宗族发挥了以下功能向本族成员提供归属的精神家园,舒缓社会性紧张;互助;权利的保障以及组织公益事业等.与此同时,宗族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对法治秩序的严重危害.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论义宁陈氏的宗法纲常思想

宗法纲常等传统伦理通常被视为封建流毒和现代化的障碍,受到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但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却依然坚信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宗法纲常不仅无阻于求富求强,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应当固守勿失。     

村落家族文化复兴对乡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落家族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复兴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家族文化对于乡村政治发展与乡村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乡村,在凝聚民心和保持社区稳定等方面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推进乡村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村落家族文化采取正确的对策.     

浅论早期满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

婚姻是人类繁衍自己后代的文明形式 ,是构成家庭、产生宗族的基础。早期满族的婚姻形态处处渗透了宗法的色彩和内容 ,以宗族家族利益为目的 ,财产作为婚嫁中介 ,严门第等原则成为制约满族婚姻缔结的宗法性因素 ;包办婚、收继婚、早婚、一夫多妻等婚姻习俗 ,反映了宗法的族权、父权、夫权在满族家庭婚姻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 ,体现了浓厚的宗法性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转型时期传统宗族复兴的新结构与新功能——基于海口府城的田野调查

为了弄清楚传统宗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遭遇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口府城地区各种传统宗族活动如祭始祖、修族谱、建祠堂等的考察,来探讨复兴宗族的新结构与新功能。本文认为,始祖墓祭应当被视为是当代宗族复兴的另一个标准,或者说是一个起点。在宗族组织重建过程中,原有的宗族组织结构已由宗族血缘团体扩展为同姓团体,而且内部成员行动逻辑也出现精英与一般大众的分化。在修谱过程中,长辈与晚辈的修谱动机也出现"公"与"私"的分化,而且新修族谱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在祠堂修缮过程中,祠堂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形式化"的整合,即外联作用的拓展与内聚性作用的弱化。最后,本文考察了转型时期传统宗族复兴的新功能:一是推动民间社会自我开展资源配置;二是增强社会领域的公共性与自主性。     

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一书从根本上改变了六朝江东土著世族研究一向比较薄弱的局面。该书既有溯源性的导论,又有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全面考察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的综合性结论,而其主体部分则为若干个案研究。全书点面结合,颇多胜义。对书中的若干弱点和疑点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商榷性的意见。     

论义兴周氏与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

义兴周氏是魏晋时期江东著名的武力强宗。在两晋之际动荡的江东局势中，义兴周氏叱咤风云，三定江南，又三次反晋，对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