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废除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学术界有人主张废除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这有悖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不利于高效地实现公正。对因审判行为不当导致的生效裁判错误,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纠错,应当视为一审、二审之诉效力的延伸与补救,是对诉权的监护,合于司法原理,独具特色而又科学。     

试论我国金融结构变化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我国金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这些变化的影响为背景,对我国金融结构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和揭示,并阐释了引发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它对国家货币政策所产生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结构和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相关政策建议。     

刑法罪名简繁利弊辩--以中、日刑事立法比较为例

近年来,在刑事司法中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1997年才全面修订的、有400多个罪名的刑法典对一些犯罪案件却难以适用.通过对中、日两国刑事立法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刑法罪名简略与繁缛的利弊得失.认为罪名的简繁各有利弊,但简略利大于弊;法的特性决定罪名的高度概括性;刑法的适用需要法官的判断和推理;关键是尽快改革司法体制,大力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     

国际移民学研究:范畴、框架及意义

国际移民学探索的直接目标,是在合理解读移民行为的基础上,推动移民政策的合法制定,进而达到移民个人或群体在大社会中的和谐生存与发展。国际移民学探求的最终目标,是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共享,全球人的和平共处,共赢共荣;其最基本问题则可以归结为:何时、何人、为何、如何跨国迁移?跨国迁移对迁移者个人、家庭及相关群体、地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国际移民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论电话监听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电话监听是技术侦查手段的一种。适当运用电话监听,能够提高对抗犯罪的效能。然而,电话监听具有对公民隐私权、言论自由权等权利造成侵害的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既要认识到其合理性,又要对其适用确定必要的限度,并在运用过程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诉讼权利。     

秦汉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

秦汉经营西部的过程,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开发西部历史长河中的第一个大的浪潮。秦汉根据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关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差异而制定的西部开发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逐步深入、综合的过程,政治统一与经济开发同行,军事威慑与抚绥相伴,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在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代开发西部提供了有益探索。秦汉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种植粮谷、开垦荒地等活动,在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同时,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破坏。     

论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根基和属性——一种多视角的分析与考察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刑罚个别化原则正日益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刑罚个别化原则有其内在的合理根基它在方法论基础上得益于近代犯罪学对刑法学的推动;在伦理内涵方面体现了人性关怀;在价值追求中实现了公正圆满.刑罚个别化原则不仅仅是一个量刑原则或刑法原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刑事政策原则.     

从权力本源看刑事侦检关系

侦检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检察权的本源是公诉权,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必然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侦检关系表现出在职能分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运行中的紧密合作性和在发展趋势上逐渐走向一体化等特征。我国现有的侦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错位现象,应从侦检督导型改革出发,以侦检一体化为目标重构我国的侦检关系。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举证、证明、提证辨

刑事诉讼证明论中,涉及举证、证明、提证等概念。由于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同,难以取得较一致的认识。举证,重点在举,提出、拿出;证明是证实、查明,侧重于结论;提证是收集、调取及审查核对．司法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不同诉讼环节上,在这些不同的方面职权、职责、权利、义务是不同的．简言之,可用“谁主张,谁举证”,“谁结论,谁证明”,“谁审查,谁提证”的公式来概括。明确这些概念及其区别,对于深入研究刑事诉讼证明论是必要的,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