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的政策因素探析

推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文章深入分析了推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因素,并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的现实途径。     

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

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跨界",而在于主动和被动的区别,跨界民族是被国家主权政治分割的产物,而跨境民族是民族主动跨境即移民的结果。有人把民族理解为政治实体,有人理解为文化实体。跨界民族必然否认跨界民族的成立而用跨界人民来代替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则证实跨界民族的成立。一般来讲,跨界民族问题远比跨境民族问题要严重得多,但不排除特殊例外,如"9·11"事件。"9·11"事件是跨境民族问题而不是跨界民族问题。引发跨境民族问题的主要条件是跨境民族与所在国的文明的不兼容或不相容。     

城市化与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城市化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城市化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城市化是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稳定增长的前提,又是民族地区城市空间扩散与集聚效应作用产生的保证。     

多元文化主义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理论建构

多元文化主义关注的核心焦点是族裔文化多样性和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问题,它的发展过程就是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建构过程。贯穿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逻辑始末的线索就是族裔少数群体的三重身份问题:差异公民身份是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事实基础,公共公民身份是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政治逻辑,而文化成员身份则是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道德空间。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不仅保护了群体内的个人自由,而且还可以促进群体间的平等关系,它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补充。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具有突破性的积极价值,同时也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危险,它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方向。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比较研究

文章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选择联邦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上述国家各民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不具备建立单一制国家的条件;民族共和国联邦制作为缓和民族矛盾的产物,本身存在制度缺陷,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又直接促成了上述国家的解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科学依据,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必须坚持,不能动摇。     

从群体遗传的DNA线索看东乡族族源问题

DNA分析技术的发展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迁徙、流动、融合提供了新手段。本文在国内外首次应用D13S317基因座第 11号等位基因频率指标 ,计算了东乡族群体遗传动态数据。结果发现 ,东乡族和回族遗传距离很近 ,且东乡族中具有白种人血缘混杂。结合其他有关资料 ,我们认为东乡族的起源与元代蒙古军带来的中亚工匠、签军有关 ,亦与当地蒙古族、回族、藏族人群的融合有关。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民族研究提供群体遗传方面的线索     

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

族谱是民间最常见的传世文献 ,具有追根寻祖、辨别亲疏、敬宗收族等作用。本文指出 ,族谱在民族识别和民族认同方面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这里 ,重要的不仅在于甄别史实的真伪 ,而且还在于理解特定社会氛围中族人对于族谱的策略性利用。本文以满族族谱为主要对象 ,将实地调查与文本分析相结合 ,尝试对族谱在民族认同中的功能进行个案研究。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东北朝鲜族地区的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直承认朝鲜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一员的平等和合法地位 ,并以朝鲜族的特殊历史为依据 ,制定了在朝鲜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原则。其主要内容为 :保障朝鲜族人民的平等权利 ;承认朝鲜族自治权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解决朝鲜族人民的土地问题 ;积极争取和团结朝鲜族人民 ,共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建立朝鲜族人民武装 ,共同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大力培养朝鲜族干部 ;发展朝鲜族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等     

关于武汉市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调研报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 ,民族散居化日趋明显 ,城市民族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民族关系面临着新形势和新问题。本文以武汉市为个案 ,对当前城市民族关系的特点、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结合武汉市民族工作实践提出了要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观点 ,并从加强调控主体、完善调控手段、确立调控效果评估体系等方面对调控机制进行了研究探讨。     

沙陀族历史杂探

有关沙陀都督府、沙陀族共同体、沙陀族姓等问题 ,学术界向来说法颇多 ,这些说法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本文依据史料认为 :唐初西域地区并无沙陀都督府建制 ;构成沙陀族共同体的基础是“沙陀三部落” ,不能把早期的沙陀突厥与尔后的沙陀族视为一体 ;沙陀族除沙陀三部落外还包含有其他民族成分 ,学术界过去只将李、刘、石三姓视为沙陀族姓与史实不符。沙陀族姓是沙陀族共同体丰富内涵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