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睦共处:中亚五国民族政策的主线

分析了中亚五国独立十年来民族政策的主要特点、成因。认为中亚五国目前奉行的民族政策是基本符合国情的正确政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丰富,中亚五国的民族政策尚需进一步完善。     

新时代民族文化馆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民族文化馆是开展群众民族文化社会教育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通过对湖南XX民族文化馆苗绣培训进行考察,以ABC态度模型进行教育成效分析,发现民族文化馆传承民族文化有较大成效。学员通过培训,在认知方面认为自己提高了苗绣技法,增强了对苗族文化的了解;在情感方面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组织形式都表示比较满意,以学会苗绣为荣,但也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在行为意向方面表现为愿意继续学习、弘扬并传承苗绣。结合观察与问卷调查发现,此次教育活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苗绣培训课程内容不完善、教学方式过于传统、馆企合作机制未建立、共享意识未形成等。由此提出以下建议：融入苗族文化,增习苗绣图案;利用多媒体,加强交流与对比;合理安排培训时间,注重成效宣传;加强馆企合作,鼓励创业;搭建共享平台,促进资源共享。     

论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的民生改善功能

民生改善不仅是个体的幸福追求,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期待。然而,"逃离"式的民生改善,突显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除了有着与一般贫困地区的共性之外,文化差异是其面临的特殊问题。他者视角、外来角色的民生改善只能是低效的。在县域经济与高职教育转型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县域高职院校服务民族地区民生改善成为可能。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县域高职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但距应然的理想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数量少、服务定位不够精准以及毕业生的外向输出三个方面。因此,参与民生改善的相关主体需共同为之努力：政府以差异补偿助推美好生活;高职院校坚持服务县域民生改善的办学定位;企业积极参与高职办学,以实现利益共享;个体努力实现自身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     

离土熟人社会：村落水利失序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水利纠纷为视角

近十多年来,乡村社会变化巨大,传统熟人社会蜕变明显。选取巢湖流域的蒋村,通过对其农田水利纠纷演变的分析来解读当前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研究发现,传统时期村落水资源紧张,农户利用身份排斥、家族联合、以理服人等策略争水,水利纠纷频发,但是乡土熟人社会和礼治秩序能够及时惩罚违规者,匡正和恢复水利秩序。进入新世纪,农民的流动性、理性化,导致水利纠纷减少,但也伴随着乡村水利治理的失序,原因在于人口持续外流,人-地联结弱化,导致乡土熟人社会退化为离土熟人社会。解决农村水利秩序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增强政府治理责任,更应该紧扣离土熟人社会的背景,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制度、社会建设等方面统筹考虑。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的社会过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现代数字技术开始进入乡村社会,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效用。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运用的实地调查,探析乡村治理数字化实现路径及可能的社会影响。研究认为,该项技术成功“进入”乡村,需要地方政府、村干部和村民等主体共同努力与合作;垃圾分类数字新技术的引入和运用,也会给乡村社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与影响。从政府在乡村的权力集中,村庄自治力量的弱化,以及村民日常行动逻辑的改变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到“技术下乡”的社会影响。如何有效平衡政府管理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乡村推广垃圾分类数字技术时应着重考虑和持续关注的问题。     

村支两委“一肩挑”与乡村治理——基于复合科层式治理的阐释

村支两委“一肩挑”是一项旨在增强党在乡村场域内治理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并表现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征,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必要性考量,也为基层治理的党政统合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制度试验。通过对科层制与复合科层式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复合科层式治理兼具政治与行政融合、权力结构糅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嵌以及行动主体角色均衡等多维复合与叠加优势。复合科层式治理理念在村支两委“一肩挑”层面形塑了“党政融合”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双向赋权”的复合型权力结构、“融法于情”的复合型制度结构以及“三重代理”的复合型角色结构等多维度的乡村治理效能。在复合科层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以党建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为其注入了精神内核与价值动力,因而担任两委“一肩挑”角色的村庄组织更需要注重群众路线的实现以及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全过程民主。     

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口头传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同源共祖”神话母题在云南地区广泛流传,是云南各民族口头传统最主要的母题之一,承载了云南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集体记忆。这些口头传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性,并表现出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吸收的特点,展现了云南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清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儒家文化认同研究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用"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政治思想取代传统"华夷之辨""以夷制夷"的治边思想,在西南边疆深入经营治理.面对中央王朝自上而下的治理和教化,西南边疆主动自下而上地回应与向化,并在与中央王朝的博弈与互动中形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研究旨在接续我国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镜鉴和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