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争思想的演变及其当代思考

为维持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竞争多采取排斥的态度。但许多思想家和开明的统治者为了经邦济世、富国强兵，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采取了一些鼓励竞争的政策，这主要表现于科举选才和奖励耕战两个方面。这些政策的实施对推动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代，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竞争观念被人们公开接纳。生存竞争一时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思想旗帜。许多思想家对竞争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启示。为了应对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立足现实、借鉴前贤，树立正确的竞争现念、制定严密的竞争规则以解决竞争中出现的偏差，已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宋代童蒙教育兴盛的原因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重文文教政策的实施以及文化事业发展状况的分析,阐明了宋代童蒙教育兴盛的社会历史原因,揭示了宋代童蒙教育在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社会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促进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通过文化传播,维护宗法制社会和封建统治的历史文化意义。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     

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

明朝以朱注《四书》为科考内容,必然扭曲文人的心态:轻者因皓首穷经而变得思维狭窄、陈腐;重者吹牛拍马、"寅缘阿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丑态百出,人格丧尽.有独立思想的文人起而反思、质疑,走出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或沉迷学术,或放任自流,以激进的方式回应科举的得失与成败.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教学的思考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是一门内容比较抽象、教学难度较大的课程.文章针对传统教学模式中的一些不足,提出从教育观念、工程实践、考核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初步的教学实践表明,效果良好.     

对美国博士生资格考试制度的分析与借鉴

上世纪中期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引入了博士生资格考试制度,并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使其博士生教育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样的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博士生教育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应注重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博士生招生制度的改革,二是博士生教学过程的改革.这两个改革的核心是推行博士生资格考试制度,实行淘汰制,体现博士生教育与硕士和本科教育的差异性,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的水平.     

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

重大的学术变革,多半是由“大问题”引出“大思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明清江南研究“中兴”发展到今天,年年丰收之余,总感到缺少了天老地荒、披荆斩棘的刺激。当“反欧洲中心主义”破坏了原有的思考逻辑起点之后,钱穆当年说的民族发展“生力”与“病因”就成为了求解明清江南发展与不发展的重大疑难。我们或许需要暂时把许多诱人却消化不良的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搁置一旁,不计较研究的结果,更看重研究的过程,让真切的实证求是取代名不符实的宏论。例如,明清江南“城市化”概念以及所谓比率的计算,因为勉强附和“现代化理论”,反而有整容与变性之嫌,妨害我们直面当时历史的真实。通贯地考察古代与近代江南变迁的有机联系,发掘与充分运用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江南近代史料,以作为对勘辨析的重要参证,可能更有利于突破旧思路,增强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并修正原有的判断。总之,以关怀中国发展为指归,明清江南研究上下联动、“通古今之变”,理应成为未来方法论变革的重中之重。     

劳动教养制度重构的思考

我国特有的劳动教养制度,因其立法上的粗疏,一直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质疑。但如果简单地废除该制度,又会使我国的法律制裁体系出现空档。因此,现应从立法上进行重构,将劳动教养的性质定位于行政处罚;改变现在的适用对象,同时设立“劳役抵债”制度,一并纳入劳动教养;法定审批机构和程序,将劳动教养委员会改良为仲裁委员会模式,比照简易诉讼和仲裁方式进行行政审批;改革管理方式,实行开放式管理,设立脱逃终身追究等防范措施,充分体现劳动教养的行政性,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价值。     

关于“邓小平理论概论”课成绩公正性的思考

笔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从平时成绩、考试命题、考场秩序、集体批卷、监督机制等方面谈"邓小平理论概论"课成绩公正性的问题。     

试论美国司法审查制在权力监督中的作用

美国是西方最早建立司法审查制的国家。自 1 80 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后 ,美国司法审查制正式确立。该制在实现美国宪法分权制衡原则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美国权力监督机制有效运转的关键所在。同时 ,它对世界各国宪政及权力监督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