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都市民俗研究对象变迁论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它由原来静态的、平面的市民研究转向“农民—居民—市民”的动态研究,也就是对市民化的全方位考察。其研究对象的变迁具有深厚的现实根基和理论基础。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发现故乡：论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视野

研究者多将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对故乡＂民俗＂的呈现视为是一种客观写实性反映,却忽略了乡土小说创作与这一时期＂民俗＂概念的引进、作家＂民俗＂视野的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究其底乃是对＂民俗＂这一概念的历史性缺乏敏感。因为＂民俗＂是一个现代概念,把故土的种种行为方式、生活习惯视为＂民风民俗＂来进行写作和评论乃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对＂民俗＂视野建构过程的分析将深化对乡土小说现代性内涵的认识。     

《滇程记》的民俗学价值

本文通过概述和简释《滇程记》中作者对途经的鄂、湘、黔、滇四省采风表俗、记录在案的主要民族民俗事象 ,指出其当今所具有的借鉴与启迪作用 ,阐明了“备异闻、资考证”对民族民俗研究的功用价值及现实意义     

恩格斯晚年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以比较民俗民法为例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法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发,取得了甚大成就且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为人们指明了民族习俗与民法的联系和区别。民俗指民众的风俗习惯,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俗是从世代相传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民法的源头在于民俗。民法取代民俗,其根本动因归属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此外,民法的产生还受到民族矛盾和文化矛盾等多种综合矛盾的作用,是民俗无力驾驭、控制调节社会矛盾的结果。今天,恩格斯晚年法治思想仍不失为研究民法时不可忽视的方法论,从这独特的视角可以揭示民俗与民法的关联和差别。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民俗文化与民俗学学科的命运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门类是根据民俗学的范畴列出的,民俗的事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流。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却出现了逻辑混乱问题:种属相混,如民俗本是一个大的概念,结果列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这使得人们对民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保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民俗文化和民俗学学科。实际上,民俗的文化意义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更为重要,非遗保护只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民俗学的研究既是学科发展的百年大计,更是文化建设的理论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民俗学研究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对中国文化建设带来积极影响。     

重庆民俗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

文化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旅游业的潮流,民俗文化是一种珍贵的旅游文化资源。重庆地区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资源,然而我们对其认识、利用不够,如何合理开发、利用、保护民俗文化资源,使其为重庆旅游业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与动力已成为我们的新课题。     

鱼木寨“坐活夜”民间习俗的文化意蕴略探

土家民俗“坐活夜”承载着复杂丰富的文化蕴含。这种用丧仪来进行的寿诞习俗极有可能留存了原始时代弃老厌老的影子,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老者人生价值的增长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野蛮血腥的味道。类似“坐活夜”习俗在其它民族民间习俗也曾经存在,但早就消失,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湖北利川大兴乡的鱼木寨仍然留存。其中的原因大概主要与鱼木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以及土家文化独特的生死文化观有关。土家人对生与死、悲与喜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辩证认识以及重死乐生的文化精神,可能直接导致这种用丧仪来祝寿的习俗流传得较其它地方更为久远。这种独特的文化习俗没能继续传承的原因则与“坐活夜”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当今社会的逐渐丧失密切相关。     

20世纪上半叶潮汕民间文学活动概述

20世纪上半叶,潮汕民间文学活动较为活跃,不仅发表了一批民间文学作品,解读了民间文学的有关现象,而且还具有自己的活动特点。     

佛教文化的内涵与建设

佛教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有信仰,相信因果报应;有哲学观念,即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解脱的观念;在社会生活中重视道德的作用,佛教还是文学艺术和民俗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