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

互动认知研究的空间是变动、开放、动态的空间。双向诠释即是首先了解对方,然后从对方的角度和视野来观察和进一步了解自己,使双方对自己和对方都有了新的认识。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理论逐渐为广大理论界所接受。一些非汉学家的理论家开始以一种“非中心论”的心态来探讨西方和非西方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的理论,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中心论的基石。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迅速突破了封闭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相互参照的范围。西方学术界原来互不相干的汉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迅速靠拢,并实现互补、互识、互证。     

丁玲与延安文艺

对于丁玲来说,生命的辉煌与劫难都与延安文艺时代密不可分,延安文艺时代成就了丁玲,也为其以后的劫难埋下了伏笔。通过丁玲与延安文艺的建构、碰撞、融合关系的梳理,不难看出丁玲为延安文艺的建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由于丁玲自身个性主义与政治意识的纠结也在无意间对延安文艺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滞。     

论台湾当今本土文学创作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本土论述恶性膨胀,台语文学的创作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由于台语文学面临着语言的困境,全身投入的作家并不多,故这些刊物登载的作品艺术粗劣者居多,以至被人讥之为"有‘台语'而无‘文学'".本来,"台语文学"应包括客家文学,但鉴于鹤佬话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客家话,故客家文学只好另张新帜.至于原住民文学,已由过去被汉族作家所书写到发展为原住民自己"书写的主体".这种转变解构了汉人中心论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叙述.     

重读闻捷：“异质性”与审美“合法化”的获得

在国家主流声音与特殊民族政策的空隙里，闻捷的诗以把国家意识形态“人情化”、“异域化”、“陌生化”的文化策略，获得了审美的“合法化”，从而成为当代文学重读中真正的常青树，并为我们重返“十七”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网络文学的当下可能性

本文根据当前对网络文学的定义 ,从三个方面分析说明了网络文学出现的当下可能性。一是网络媒介的出现引起文学载体和传播方式的变化 ,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群落 ,培养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的文学受众。二是作为写作的网络文学 ,实际上是对当前出现的知识霸权和文学生产麦当劳化的反拨 ,使文学向着自由无功利和审美愉悦性传统回归。三是网络文学作为一种题材 ,与传统文学无本质上的区别 ,是网络出现后形成的一种特定群体生活状态的反映 ,从而在题材选取 ,主题表现及表现技巧上具有其独特性。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雅俗互融－－兼论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多年来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处在不同政治地域内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的创作均已表现出雅俗互融的风格.但由于他们的出身、生活经历和文化底蕴不同,因此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现代女性步履的真实文本——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同时代女作家创作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 2 0世纪 2 0至 30年代现代女作家小说创作和茅盾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特征的比较分析 ,提出文学史上的男性主体作家 (从数量上来说 )中 ,取现实主义的客观、严峻态度进行创作的部分作品 ,有可能成为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鉴本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论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及其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渐多,但是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题的论文还较少。以文学为中心视角,在借鉴国内文学研究者的成果基础上,参考了国外学者的专著;既有对该理论的宏观梳理,又有对男女作家自然写作个案的分析,试图对这一新的文学批评做一个相对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论文涉及该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形成条件、文本特点和批评特色等。作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融合了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批评二者之长,在生态学术的热烈探讨中,将成为有前途的文学批评。     

浅析司法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审查——由高校学生状告母校引发的法律思考

高等学校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在办学中必然要享有办学自主权。但另一方面,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从其特性来看属于公权力,因而必须要接受司法的最终审查。但是鉴于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对于高等学校实现其办学目标的至关重要性,因此,司法对其办学自主权的审查必须掌握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以确保高校办学目标的实现。     

政治化文学新体制的营构--建国初期丁玲的文学批评与创作

建国初期,为了营构政治化文学新体制,丁玲以较多的批评文字和不多的创作发出了自己作为“小号兵”呐喊助阵的声音。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和“政治第一”的批评标准出发,她在批评实践中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问题、作家“改造思想”问题以及形式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她还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新体制的“规范”,间接显露出了“小号兵的声音”。在她的批评和创作中,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中心和基本线索;建立和显示新体制的规范,是她从事批评和创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