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发生了较多联系。除一些教案对教会医院产生影响外,教会医院有时还引发教案。因为教会医院所传播的基督教和西医与中国的文化、习俗完全不同,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案的发生。列强的侵略也是教会医院引起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以上二者之外,中外利益冲突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上述诸多因素中,有时是一种原因,有时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了教案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教会医院并不必然引发教案。     

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建筑形态的转型

教会大学建筑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型建筑形态,是西方传教士与建筑师糅合西方建筑理念与东方建筑元素而形成的现代建筑样式,是中西文化双向成功交流的典范例证和有形史料。该建筑形态早期呈现中西合璧式风格,并逐渐导致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具有建筑学上的特异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被视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教会大学建筑将西方的大学校园设计理念与建筑技艺引入中国,开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全新领域——大学建筑,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大学的校园规划与建设,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建筑形态的转型。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接受及其逐渐扩展的途径与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样貌。它既反映出其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     

17～18世纪的儒学西传及其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自利玛窦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传送西方,进行了文化的双向交流以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就成为了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而东学西传又谈之甚少。本文主要谈东学西传中的哲学思想,就17-18世纪儒学西传的历史,以莱布尼兹为例,展开论述儒学西传的过程和影响,随之进行反思,对其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进行评述。     

浅析江南地区于君道的传播特点和宗教命运

于君道是东汉末期江南地区早期道教的重要流派,也是道教宗教化的重要环节。其创立者应该不是汉顺帝时期的那个"宫崇之师",而是另一个民间道士伪托其名。于君道的传播方式的现实性很强,但是由于于吉的传教行为试图把自己神化成比孙策权力还要大的"神灵",最终被孙权所不容。     

早期英国汉学家对唐诗英译的贡献

唐诗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发端并奠定了基础的,是一批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传教士汉学家中首开唐诗英译先河的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迄今所知最早的唐诗单篇英文译介,便见于1815年由广州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的马礼逊译著《汉语原文英译（附注）》（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艾约瑟（Joseph Edkins）作为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对唐诗英译的贡献,在于他先后发表的两篇关于李白及其诗歌的论文。而在早期英国驻华外交官出生的汉学家中,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唐诗译介者。其中弗莱彻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是第一本断代唐诗英译著作,具有较高的传播影响。这些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精通汉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唐诗英文译本,虽然作品选择多非名篇,且瑕瑜互见,远未达到完美的境界,甚至有不少误读误解,但他们的努力,不仅体现了对唐诗这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上推进了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西方文化视野的进程,使英语世界的文化探求者,可以借此约莫遥望到东方诗国的顶峰。     

双轨线上的舞者

詹姆士·理雅各既是一名成功的译者,也是一名虔诚的传教士。作为译者,他曾饱受质疑、压力重重但却执着专注;作为传教士,他力尽艰险、遭到误解却坚守信仰。他在翻译与传教的双轨上并列前行,却又努力寻找交叉点——翻译为传教所用,译者身份服务于传教士身份。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以裨治文为个案

受时局所迫,裨治文等早期来华传教士无法直接传教,致力于各项文化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晚清圣母圣心会西南蒙古教区传教述论

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西南蒙古教区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教会的成功在于其传教方法的得当。教会的传教活动，产生了大体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加深了地方社会的半殖民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