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煤炭工业60年发展述略（1949-2009）

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北京是少有的具有煤炭工业的城市。本文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60年间,北京煤炭工业兴衰起伏的发展过程以及取得的主要成就,同时总结了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发展历程以及经验教训,既有鲜明的特点,又堪称这一时期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的缩影。     

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80年

文章全面回顾并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80年的辉煌而又曲折的历程,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80年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密切结合,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道路的80年;是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奋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共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80年;是党领导各族人民互相支援,艰苦创业,共同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80年等观点。     

“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行至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已然是礼崩乐坏.孔子欲借助“三年之丧”所独具的双重功效,由孝而仁,由仁而礼,由礼而和,所以“三年之丧”成为了“孔子复礼”的新宠,被提至到“古今天下之通丧”的高度.孔子的宣传,为“三年之丧”在后世由礼入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弟子为师心丧三年提供了契机,为后世孝道、仁政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石.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论“八二宪法”30年产权结构的变迁

近30年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产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主要表现为产权及其实现方式的多元化、非公有制产权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大。我国产权结构变迁的基本方式是：先有产权及其结构变迁的事实（违宪）,然后总结产权变迁的经验并制定宪法修正案（修宪）,最后在宪法中加以确认并加以制度上推广（合宪）。这样一条产权结构变迁路线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变迁的必然结果,符合当时社会变革的需求,促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宪法制度的完善,但同时也给我国宪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我国现行宪法产权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协调宪法内部关于产权制度的各项规定,尽量减少关于产权制度方面的宪法规定,无疑是回应这一挑战的重要思路。     

汉初时代转型与《淮南子》的学术境遇

汉初的时代转型,有着如下特质: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经历了从“休养生息”到“争于奢侈”的过程;在政治局势上,由“诸侯割据”演化为“强干弱枝”政策的全面推行;在思想与学术方面,“黄老擅权”的状况转变为“儒术独尊”之势。《淮南子》之所以未受当政者的推崇,主要原因即在于未能合乎时代转型之需。     

近三十年来张元济研究述评

1980年以来,随着张元济个人著述及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学术界兴起了张元济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涉及张元济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张元济与古籍的保存和整理、张元济与早期政治活动、张元济与近代教育、张元济与近代出版、张元济与近代文化等方面。当前的张元济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如：加强张元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深化张元济与其他人物的比较或联合研究;重视以张元济为中心的近代出版人群体研究;发掘张元济与近代报刊杂志发展的研究。     

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在主流话语规训下,＂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几度变形：上海被赋予道德外衣而恶魔化了,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恶之花＂和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改造的上海遵循主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的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同时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形。在共和国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言说自己,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1]     

论建国60年农民利益获得机制的调整和创新

建国60年来,党和政府十分关注并着力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笔者主要论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关于农民利益机制的制衡与失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关于农民利益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历史经验等三个问题.     

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

从中国远古神话产生起,中国文学中就流贯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儒家学说中得以发扬光大并在现代文学中演变为“感时忧国”精神。十七年文学中忧患意识并没有断流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十七年小说对古老中国民众所遭受的重重苦难继续作了一定程度的书写与表达;二是十七年作家在以文学作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三是十七年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仍保持某种关注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