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

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既要接受现代文明的观念,又要了解城市的各种规则,他们对前者的接受要高于对后者的了解。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很接近城市文明,但是因为制度设置的欠缺,他们被排除在城市社会生活之外;同时,城市也缺乏对农民工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这使农民工们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无法较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邮戳

鸦片战争前,澳门和广州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葡萄牙和英国为满足邮政通信的需求,在两地非法建立了最早的外国邮局,并使用了最早的外国邮戳。外国邮戳在中国经历了多次变化,它既反映了外国侵略中国邮权政策的转变,又为深入研究清代中外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及解决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成才问题、成长问题、挫折问题、心理疾病、心身疾病、精神病等六个层次的心理问题,其具体表现主要为心理困惑、身份困惑、人际关系紧张、自卑心理严重等.为此,应当从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加强心理档案管理、加强心理疏导、建立心理极端事件应急机制等四个方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管理问题.     

农民工就业培训调查分析

参加就业培训是农民工顺利实现非农就业的关键,调查显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主要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对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较弱,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现有劳动力就业培训市场不规范,农民工对其表现出极大不信任;就业培训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构建以农民工、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为主体,培训机构、培训市场和就业市场相协调的就业促进型培训模式。利用这一模式,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加大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规范劳动力培训市场建设。     

农民工参与城镇医疗保障的行为研究

文章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参与城镇医疗保障的影响因素以及城镇医疗保障对农民工医疗支出决策和医疗费用的影响,考察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是否解决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研究结果发现,自评健康状况很好和很不好的农民工都不愿意参与城镇医疗保障,城镇医疗保障既存在逆向选择,也没有有效分散农民工的医疗风险。农民工是否有医疗支出和医疗费用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疾病严重程度,农民工参与城镇医疗保障对此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现行农民工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还没有起到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作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归因与破解

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半城镇化"的最根本因素。土地城镇化先行,许多失地农民被迫上楼、进城务工,但是政府关于农民进城后生活的各种配套政策却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无论是农民自己还是城镇市民,都把进城农民当作了"过客",而非城镇的"主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农民的技术培训以提高其进城后的生存能力,并且要发展以农民为本、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农村文化,使农民进城后在生活上、心理上更易融入城镇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城乡分治体制,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论外出农民工“临时夫妻”的性质及其解决对策

目前我国沿海城市出现了外出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尽管问题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和原因,但这种行为在性质上是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容易引发家庭纠纷和社会矛盾。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通过制定《农民工权益保障法》,破除城乡一体化障碍,促进农村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依法处理矛盾纠纷,惩治破坏婚姻家庭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等多种途径,从法律上切实维护外出农民工的婚姻家庭权益,为实现外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法治保障。     

论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学界关于农民工课题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之一,其发展程度直接关涉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一系列对策。     

关于我国农民工职业病维权困境的思考——从“开胸验肺”事件谈起

农民工张海超为确诊个人患有尘肺病不惜冒生命危险“开胸验肺”,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农民工职业病维权问题的关注。我国农民工职业病维权面临着工伤认定程序漫长和维权成本高等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不健全,职业病鉴定机构监管的缺失以及社会保障缺失。若要化解农民工职业病维权困境,必须健全相关法律,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并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才可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病患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