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后期广州鸦片贸易规模推算(1780—1799年)

鸦片贸易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但目前对华鸦片贸易的统计依然不够完整和准确,尤以18世纪的鸦片贸易为甚。反映18世纪中前期鸦片贸易状况的史料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18世纪后期相对增加。根据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广州鸦片贸易的部分可靠统计数据,采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可推算18世纪后期尚未有统计的年份,以此来推算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规模。共分为广州鸦片贸易价格、贸易数量、贸易价值三个部分来展现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状况,得出此阶段共有4万余箱价值1 200多万两白银的鸦片输入。     

“宗教鸦片论”,还是“宗教社会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论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为当代中国人理解宗教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方法。如果我们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宗教鸦片论＂进行一番重新的认识与讨论,我们则可以发现,马克思提出的＂宗教是鸦片＂的观点,其真实的意义则是在于强调宗教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宗教社会论＂。它说明,宗教问题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迁,随着社会问题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当代中国得以科学实践的基本主题,其目的应是把宗教信仰转换为宗教的社会服务和信仰的社会实践问题。     

晚清浙江鸦片流播问题述论

晚清时期,浙江鸦片问题凸显。台州、温州等地种植罂粟和售卖鸦片,宁波、杭州、嘉兴等地鸦片走私猖獗,外国鸦片和本地烟土在浙江境内蔓延。地方官员面对外国烟贩、外省烟贩、本省烟贩、吸食者和盗匪游民等利益群体,积极调整措施,虽未能彻底遏制烟毒蔓延,却也提供了难得的禁毒经验。     

论清末山西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毒品的泛滥成灾,是近代山西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05年至1906年,山西一省行销的土烟量即居全国第二。鸦片烟毒使山西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在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山西成为全国禁烟的典范。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措施及其效果,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从而为当今的禁毒斗争提供经验与教训。     

1917年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研究

近代中国毒品泛滥成灾,危害严重,中国人民为抵制烟毒进行了不懈斗争.这一斗争到民国初年有了新的发展.1917年北京政府与西方"洋药公所"签订收买存土合同,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大惊,社会各界群起反对,最终迫使政府在上海销毁全部存土.在收买存土案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禁烟禁毒的主力,报纸等媒体舆论宣传和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是我国近代禁烟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影响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禁毒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与烟毒泛滥

北京政府时期,各路军阀为获取财源,增强实力,扩大势力,开展了大量的纵毒活动,使鸦片烟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泛滥开来,再度陷人民于苦难深渊之中,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从1858年到1906年间的《申报》看近代上海的鸦片吸食环境

近代上海,吸食鸦片是一种＂社会风尚＂。人们购买、吸食鸦片毫无愧疚感,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穷苦市民均参与到这一行列中。鸦片买卖给上海市面带来一片虚假的繁荣。为了可持续性的征税,清政府对鸦片征税也慢慢地＂上瘾＂,更加刺激鸦片的买卖与吸食。各色烟馆进行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申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     

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近代转型的初次实践——鸦片战争前夕禁烟运动中的"具结"析论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近代意义外交观念的形成,外交思想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通过对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倡导并坚持的"具结"方式的分析,认为:在禁烟斗争中,林则徐不仅围绕"具结"与义律(Charles E lliot 1801—1875)展开了较量,同时尝试运用近代外交理念处理对外交涉。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林则徐尚不清楚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际交往,出现了策略及认识上的失误。因此,如何有效地捍卫国家主权,进行对外斗争,成为中国人民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的铁路禁烟禁毒初探

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铁路当局在国民政府打出的民族主义旗号之下,开展“断禁”和“渐禁”两个阶段的铁路禁烟禁毒工作。铁路当局围绕铁路员工“禁吸”和烟毒“禁运”两个主要内容,设立了专门的禁烟机关、颁布了禁烟规程,并制定了具体的禁烟措施,使铁路当局的禁烟禁毒取得一定的成效。同时,这一时期铁路当局的禁烟禁毒也存在诸多不足,影响了其禁烟禁毒的成效。     

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转型原因探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出版事业的国家之一,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变迁中,中国的出版业是以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而出版业转型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体系传入中国,大批的西方传教士随着本国的入侵者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事业,传教士引进了近代的印刷技术与设备,这就是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和变革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