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建构和谐社会的必要性表现在：当今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要求核心价值观来整合;传统价值体系的缺失需要核心价值观的补充扶正;市场经济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核心价值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作用分别为：政治维度：坚持依法治国,促进政治和谐;经济维度：以人为本,指导经济和谐;社会维度：公平正义,指导社会和谐。     

准市民的身份定位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日常生活语境中,对农民的定义有两个涵义,一是职业的,二是身份的,人们更偏向于从身份的角度理解农民。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在城市形成了一个新的准市民阶层,他们中的多数人将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农村。而制度障碍、土地牵制、交往局限、社会歧视等因素,使准市民难以与城市和市民融合。长期的不融合会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影响城市化、现代化的进展。     

规训教育与身份改写——福柯理论视角下的《简·爱》解读

福柯认为,现代学校是一个规训机构,通过组织教育活动进行规训教育。教育领域中权力的运作旨在使学生重塑伦理主体,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在简·爱所就读的罗沃德寄宿学校,所有的学生都生活在严格的规训之下。维多利亚社会规范了女性接受教育的内容,简·爱在寄宿学校获取的知识,保证了她在维多利亚社会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知识使简·爱实现了身份的改写,从而使她在经济上得以自立;工作赋予了个体做人的尊严,维多利亚人对待工作总是充满了宗教的热情。     

在“第三空间”建构文化身份:《女勇士》中文化移植和改写现象的后殖民解读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主张运用混杂策略消解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文化霸权,提倡构建一个居间的"第三空间"。此理论对少数族裔在美国主流社会进行身份定位有着重要意义。著名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在其成名作《女勇士》中对中国传统典故的移植和改写可以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写作策略,意在消解文化二元对立状态,从而建构一种"居间"的文化身份。     

译在家国之外--黄继忠《论语》英译的策略选择

黄继忠于1983年受邀至美国讲授《论语》,在此后近20年去国离乡的日子里黄继忠相继翻译了《论语》《道德经》等中文典籍。透过其《论语》英译本,可以看到译者文化身份对译本形成的影响以及作为华人译者的黄继忠在其译本中坚持选择“直译”翻译策略的原因。文章尝试从文化身份建构视角探讨离散经历对黄继忠《论语》英译本形成的影响：基于海外华人译者共有的离散经历,黄继忠译本呈现出华人译者译本的共性因子;其次,从黄继忠个人文化身份诉求出发,探讨“直译”翻译策略所带来的个性译文。     

走出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从阿多尔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谈起

辩证法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由于对逻辑普遍性的规范(颠倒)功能和对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功能的不断凸现、膨胀以及对此两者的对立统一之和解,从而导致以普遍共相吞食特殊性个体的恶果,并将否定作为肯定的一个内在环节、阶段,消除了否定与肯定的非此即彼的对立界限,最终陷入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深渊,由此生发出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魔法.要走出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就要用心维护辩证法的否定性,为非逻辑、非概念的东西,为差异和杂多留下一席之地,让辩证法在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间保持其思想的张力.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

在社会日益变革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受多元化思想的影响和冲击,在高校中育人作用的发挥受到影响。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不同社会认同阶段,并通过内群体相互提高及外群体积极促进的方法,进而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社会认同,最终完善促进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身份政治与民族国家认同焦虑——对香港国际学校的一种解读

以香港的身份政治为背景,探讨香港国际学校是如何在一种奇特的身份政治中运作,以摆脱民族国家认同焦虑。     

宗教对傈傈族民族认同的影响分析

宗教是影响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的重要变量。本文认为,原始宗教在傈僳族的形成过程中,与这一民族的世俗生活几乎是融为一体的,因而在历史上对其民族认同的形成和逐渐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僳僳族民族观念的核心部分,它在重构傈僳民族文化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其民族认同意识。     

形式的内容：小说叙事中直接引语塑造人物身份研究

当前国内文学批评界过于重视思想分析,忽视语言形式分析,这一点在文学形象塑造研究上尤为严重。文章旨在批判这一现象,凸显语言形式分析之重要性。通过分析《傲慢与偏见》中的直接引语即人物对话,研究人物身份塑造的过程,研究发现：人物身份通过交际句法逐步展开,在本文中体现为“请求——拒绝”这一基本交际结构,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的同时,借助人物声音表达自己思想。本研究对弥补语言研究和思想研究之间的鸿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