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一直被视为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并且正在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经常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从而使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公共政策主体的自利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问题、公共政策目标的虚无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冲突问题以及公共政策价值中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选择问题.科学梳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公共性困境,有助于加快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     

经济法社会公共性批判

文章通过经济法社会公共性的批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本质进行了深入辨析,并着重指出其以社会本位为主导思想的国家主义的危险倾向,最终导出一切法均以人为本位,法治社会建立的基础不是抽象的公共利益,而是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做出平衡的结论。     

和合外宣翻译研究初探

和合翻译学是译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而外宣翻译亦为翻译学的年轻分支,将二者合璧,无疑具有双赢意义：既拓展了和合翻译观的研究视野,又为外宣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和合外宣翻译研究以和合翻译思想为理论基础,分别从本体观、认识观、伦理观、审美观和文化观五个维度论证了外宣翻译的和合过程,即各种主客观因素融突、创生的过程,跳出了探讨译法的窠臼,转而关注语言外的因素,更有利于揭示外宣翻译的本质。     

马来西亚留学教育的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马来西亚的留学教育主要表现为大量学生出国留学;90年代中期以后,出国留学的学生大量减少,而外国留学生数量则迅速增加,马来西亚由原来的留学生派遣国变为留学生接受国.导致马来西亚留学教育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有:政府制定了区域优质教育中心的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国内教育机会增加;允许外国大学在马来西亚办分校和合作办学;积极推动发展双联课程等.马来西亚的经验对我国发展来华留学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兵团榜样宣传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反思

该文梳理、论述了兵团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榜样的树立及宣传情况,概括了兵团发展各个时期榜样的时代特征与时代价值,肯定了榜样效应的发挥对兵团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对兵团各个时期榜样宣传教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和总结。     

基于“消费型”特征的近代广府侨乡民居文化探析

近代广府侨乡因大量侨汇资金的输入而形成具有“消费型”特征的经济社会。基于侨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消费型”特征,广府侨乡村落民居建筑文化展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实现了传统民居形式向近现代民居形式的巨大转变。广府侨乡民居建筑的营建过程、建筑本身的空间特性及审美文化特性,以及建筑的使用等三个方面的转变,表征了广府侨乡的华侨观念转变和侨乡社会转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归侨群体的“五个认同”研究——以广西侨港镇为例

作为中国最大的印支难民安置点,广西侨港镇成立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在侨港镇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同时,当地归侨群体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深化提升,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形成并得以巩固铸牢。侨港镇的事实经验不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个案参考,也为其他归侨安置地区相关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了借鉴启发。     

青海省入境旅游市场的态势分析及预测研究

随着中国入境旅游的迅速发展,青海省的入境旅游呈现出不同的态势。本文从海外游客客源地、客源国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他者话语的反思：欧美学界关于中国海外藏人研究评析

“西藏问题”,尤其是中国海外藏人问题,是我国党和政府始终关切的重要问题。自1959年西藏叛乱以后,中国海外藏人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备受关注,也成为欧美学者们竞相展开调查研究的重要领域,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涉及了国际关系、人口迁移、国际援助、难民政策、身份政治、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本文将在对大量欧美学者的相关专著与论文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厘清欧美学界海外藏人研究的基本特点,对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并重点分析了欧美学者对中国海外藏人社区的实地研究,指出许多研究过分服务于政治目的,或研究中情绪色彩过重,或关注点过于集中于中国海外藏人的处境状况。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应发挥本土优势,关注中国海外藏人生活境遇,将海外藏人研究与国内藏族研究相结合,构建起更加完整的藏族研究体系。     

美､德个人信息宪法保护路径比较及启示——以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切入

个人信息的保护研究一般基于信息的人身性与财产性为选择保护的路径,却忽略了个人信息的人身依附属性.根据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自我的解释得出个人信息具有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属性.基于此双重属性导致美、德两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模式上有所区别:美国将个人信息作为隐私权保护外延,显示其对信息个体性的追求;德国利用领域理论将个人信息作为人格尊严的保护客体,显示其对信息公共性的偏向.从法律文化视角比较,两国存在价值取向与隐私认可程度的差异,由此造成对个体性和公共性的不同偏向;两国又因司法谦抑主义与公共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竞争,导致保护限缩的共同趋向.两种保护路径反映不同的法律文化的同时,也体现出两国都重视在立法基础上的宪法审查运用,以此平衡个人信息的个体性与公共性.故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亦需以“审查”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方式,并以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动态平衡作为判断标准.具体审查可以从程序上的公正平衡与实体上的合理平衡两方面进行判断,以此为个人信息提供有效保护.此外,打破个体性与公共性平衡状态的唯一变量只能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