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法律规制缺陷及应对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已经活动三十年有余,中国仍然在对其法律规制层面存在种种缺陷,这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对其不信任态度及防范意识分不开的.鉴于其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出的出色积极作用,在没有满足颁布诸如《非政府组织法》等专门法规条件之前的过渡期之内,中国政府应该转变对其的指导思想及态度,通过完善现有中央层面及地方层面法规,加强对其法律规制.除此之外,在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该通过完善与缔结自身行为准则等途径,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机会,获取国家及人民的信任;同时,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也应该勇敢的走出国门,提高国际事务的参与度.     

会计与国有资产保值

国有资产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为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应确认会计工作在国有资产保值中的中心地位,严格遵循有关的会计原则,慎重选择会计方法.     

农民工大病统筹医疗保险政策分析——以济南市为例

许多地方政府将农民工医疗保险问题提上议程,并出台了不尽相同的医疗保险政策.目前农民工在城市可参加的医疗保险主要有三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综合社会保险以及大病统筹医疗保险.本文主要针对实施相对广泛的农民工大病统筹医疗保险政策进行分析,具体以济南市农民工医疗保险政策为例,并在政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策调整的建议.     

公共政策、媒体镜像与大国成长——GPP转换下的中国媒体面相和国家治理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是一部公共政策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在“经济国家变迁”的总体公共政策（GPP）理论架构下,对国内主流报刊媒体的独特职能和政治语境进行考察,回顾1978年前后不同的总体公共政策及其影响,反思和展现新中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治理的变迁,从而更好地理解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的历史、现状与趋势。研究表明,作为GPP工具之一的传播媒体,一方面它反映着大国治理变迁过程中的政策面相和实践逻辑,另一方面也叙说着中国发展道路的曲折对于媒体角色及其表现的深刻影响。     

促进消费增长的法律配置

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需要综合运用政策、市场、法律等多种手段。法律因其规范性、强制性和可预期性,可以在促进消费增长中发挥独特作用。但法律手段要发挥作用,必须以政策取向为导向。目前的法律配置是有缺陷的,需要综合分析既有政策,在此基础上完善促进消费增长的法律配置。     

论税收政策与台湾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税收激励政策能够较好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者有高度的关联性。台湾地区根据实情制定和完善了专门扶持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发展的租税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企业高科技研究与开发,其政策具有前瞻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大陆应从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创业中心,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发展以及完善高科技产业税收政策等方面,借鉴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税收政策经验。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斐然经济成就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令人忧虑地持续扩大,已经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城乡收入差距与生产力分布的差异性以及生产关系创新进程的非均衡性有关,但城市偏向的传统制度安排更值得反思和检讨。缩小乃致最终消除城乡差距,需要持续的高强度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供给,切实赋予农民平等发展的权利。     

梁武帝与梁朝的藏书事业述论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官私藏书事业极其兴旺发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躬行垂范与奖励学术研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规范减轻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探讨

农民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而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虽然近年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但它只是从农村内部的分配关系上来减轻农民负担 ,非治本之策。只有力求站在宏观视野的角度 ,从改革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改革现行的行政体制这两大方面对农民总负担加以全面分析 ,才能提出更为切实有效的规范性措施     

论清末农业政策的近代化趋向

新政期间 ,清政府推出了“振兴农务”的新政策 ,并出台了一系列政令或措施 ,如农务行政机构专门化、引进近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放垦及奖励公司等。这些作为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制度供给 ,显示了政府在政策制定的目标和视野上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方面标志着国家干预经济方式的改变 ;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国家在组织和发挥农业生产方面职能的进化 ,是国家对农业管理的开端 ,符合时代之需要 ,因而构成了中国农业经济近代化及农业经济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