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妥协的合法性探微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因其在实践中表现为择恶弃善或择小善弃大善,故其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合法性不仅意味着被公众认同,而且本身必须内含善的因子。行政伦理妥协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公共行政领域难以实现最优选择,常不得已而以满意选择代之,但总是努力趋向至善。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自由裁量行为,必须对行政伦理妥协进行严格的限定才能保证妥协总是在合法性范畴内。在实践中,要加强对妥协行为的监督,避免虚假的价值冲突,并积极提升行政人员的能力,努力超越行政伦理妥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地方政府动物防疫强制扑杀行为刍议

在动物疫情应急处理时,政府会对一定范围内的动物进行扑杀。扑杀作为政府的即时性强制行为,在实施中仍普遍存在超范围扑杀,不遵守法定程序,扑杀的方式和方法不规范,扑杀后的补偿范围窄、标准低等不当行为,严重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提高地方政府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意识、规范地方政府依法扑杀的程序,完善地方法规对扑杀补偿的规制,畅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渠道,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扑杀行为。     

我国经济转型期下的环境制度有效性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和政府行为视角

首先对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的我国环境制度的构成进行概要分析,然后基于环境制度有效的几个基本条件,对我国的环境制度有效性进行考察;其次,从信息不对称和政府行为两个维度来分析其与环境制度有效性的关系,得出我国环境制度有效性不高的结论。据此提出：一方面,消减环境政策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不确定性,增加政府或政策＂承诺＂的可信任程度,是提高环境制度有效性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为了提高环境规制的有效性,规制者作为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政治代理人,也同样面临着被规制的问题。     

安徽省旅游人才结构特征与优化对策

＂十二五＂期间,安徽旅游业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对旅游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分析安徽省旅游人才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应的优化对策,即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旅游人才规划力度,全力保障旅游人才培养;旅游院校要明确旅游人才培养目标,创新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旅游企业要加强旅游人才培养培训,完善旅游人才激励体系;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旅游人才开发的国际化水平。     

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认定

现行法律对于行政决策责任的规定最大缺陷在于没有准确界定行政决策失误之机关集体责任和区分机关集体责任与领导个人责任,从而导致在＂集体决策＂名义下无法真正追究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或是导致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以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为立论基础,论证了构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的必要性、认定标准及主体的确定等基本问题,寻找集体决策责任主体,从而真正实现行政决策责任,推动我国正在进行的责任政府建设。     

论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定性

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把规范性文件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证据范围之外,而从证据的特征、行政法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学者的理论分析来看,一般规范性文件应当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据,这不仅是行政诉讼法理论的需要,也是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实证研究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是将原来分散由不同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交由若干特定的法院集中管辖和审理,以解决目前司法环境不佳、案件数量不足、法官队伍不稳定等困扰行政审判工作的现实问题。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试行实践表明,该制度具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改善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培育行政审判队伍、提高行政审判水平的积极意义。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既是一种改革探索方法,也是一种新的司法管辖模式,应该通过立法将其确立为新的管辖制度。     

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综述

吕叔湘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类似＂配价＂的概念,可惜一直未引起语法学界的注意,直到20世纪80年代,朱德熙先生第一次运用配价概念,从那时起,配价语法逐渐成为中国语法学界研究、讨论的热点之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理论对国外理论的借鉴;二是汉语＂配价＂语法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全面展开及取得的相关成就;三是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相关的理论分歧。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府行为选择——以给付行政的发展为视角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政府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民众生存、发展提供各类给付,政府行为方式应从传统的高权性管理手段向柔性行为方式转变。因此,给付行政的发展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至关重要。从对象上看,给付行政应分为对个人提供特定形式的给付和通过兴建公共设施等形式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给付两种,个人和社会均可以成为给付行政的对象。目前,行政合同、行政指导以及改良后的行政给付等行为手段的合理运用能够弥补我国在给付行政领域立法的不足,加速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     

中日韩三国开展东北亚海洋污染合作研究

中日韩三国在会议声明中表示加强东北亚海洋污染合作,并在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和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框架下开展海洋污染合作。然而,中日韩三国政府对东北亚海洋污染合作重视程度不够,合作框架单一。没有建立有约束力的机制。中日韩三国相互分工协调,责任共担,将东北亚海洋污染量控制在“临界值”之内,是未来中日韩三国开展东北亚海洋污染合作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