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三山五园地区的买卖街

清朝时期,清帝陆续在三山五园地区修建皇家园林,到乾隆时期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为了满足帝后和皇室人员的好奇心、游赏玩乐需要,以及王公大臣的生活需要;同时,也为下层随侍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补充和精神慰藉,清帝在三山五园中设立民间市肆——买卖街。从园林艺术角度看,买卖街的设立也是园林造景的需要。买卖街的建筑风格,既有仿照江南苏州市肆格局的苏州街,又有典型的北方市肆风格的买卖街,集中体现了当时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相互融合的皇家园林风格。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盘古国文化遗迹的实证考察——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四

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记载:“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长期以来,对于任这一地理方位清楚、地点明确、内容翔实的记载,被一些神话研究者视为“伪作”而忽略不论或避而不谈。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在《述异记》中所记载的桂林郡及盘古国故地——来宾市及其相邻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盘古庙,当地壮族民间至今仍流行对于盘古的信仰与祭祀之俗,保留有许多盘古地名和“以盘古为姓”的居民,印证了任昉《述异记》记载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进而实证了珠江流域是盘古神话的发源地,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是盘古神话的始创民族。     

新鲜蜂王浆和保鲜剂对非洲菊切花生理的影响

本文用新鲜蜂王浆和保鲜剂处理非洲菊切花,探讨它们对非洲菊切花寿命和生理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较新鲜蜂王浆和保鲜剂都能提高非洲菊切花水分含量和可溶性糖含量,并降低了非洲菊切花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而这一切都有利于非洲菊切花的保鲜。     

庙会民俗传承形态研究——以邯郸黄粱梦庙会为例

庙会民俗传承形态是庙会民俗表现形式及其功利性目标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庙会民俗事象及其内涵和功能的变化。仔细辨识、分析庙会民俗事象的变化,发现庙会民俗的传承形态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庙会民俗事象的"消失"、"消长"、"更替"和"泛化"等。对庙会民俗传承形态的的探讨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知、理解和把握庙会民俗的传承规律及庙会民俗的历史发展轨迹。     

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

宋代是城隍神信仰迅速发展的时期,北宋末年至整个南宋时期,朝廷通过对城隍神的封爵赐额这一手段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使得宋代城隍神的官方化色彩和人格化形象深入人心,并影响到了元明城隍神信仰的发展.     

唐代佛教与山水共生的寺院诗

在中国诗史上,唐代是寺院诗创作的转进与勃兴期,作品数量及题材拓展均取得极大突破。在书写模式上,相继形成藉景畅理、触境明心、纪实绘景三种类型,充分体现佛教与山水互彰的共生性,为山水诗开拓出全新境界。唐人寺院诗重写景造境,常以动静相生法状清寂之景,物态生动,意境幽玄。寺院诗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警策,字锻句炼,隽语频出,普遍形成以精切之语状绝胜之景的艺术效果。     

社会转型时期西部农村的庙会组织——以陕北地区为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部农村民间组织如庙会的活跃显示出地方自治力量。实行自主管理,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业;借助红色区域的集体记忆表达公共意愿;与地方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庙会活动提供了公众参与地方自治以及与政府对话、交流的一种途径。中国民间组织在现实活动中的空间领域,可以理解成为：一定程度的自治,积极的社会参与,主动纳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中。     

鲁沙尔镇的兴起与塔尔寺

鲁沙尔镇兴起和发展的独特历史文化特征,在青藏高原城镇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对鲁沙尔镇与塔尔寺结缘,城镇因寺院而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以期为青藏高原小城镇建设提供新的视角。     

阿拉善蒙古与清廷联姻述评

阿拉善蒙古是清朝皇帝实行政治联姻的重点部落,有清一代,该部与清皇家的婚姻始终不断。本文以清皇家族谱《玉牒》为主,结合其他文献,对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家的联姻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揭示,并对联姻的特点及其与清朝统治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满、蒙古、汉血缘融合等问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