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讨论了有关养老保险体系转轨的几个基本的经济学问题。首先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 :为什么要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马上向基金制转轨是否是最优的选择 ?文章还阐释了基金制下的收益率的决定因素并对基金制与现收现付制的风险因素进行了比较 ,最后对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海洋自由论》及其国际法思想

本文介绍了格老秀斯《海洋自由论》的主要内容及其蕴涵的国际法思想。格老秀斯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 ,从葡萄牙对东印度无主权、无权垄断海洋和海上航行权以及无权垄断国际贸易权等三个角度来阐释其海洋自由和贸易自由理论 ;其蕴涵的国际法思想主要有 :航行自由和捕鱼自由、贸易自由、无害通过权、人类共同财产及和平论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这些闪耀着国际法思想光芒的真知灼见对今天的国际海洋法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强权政治仍然主宰世界的今天 ,重温格老秀斯的国际法思想 ,仍有着积极意义。     

论晚明文人评点本的价值和传播机制

晚明是文学评点的鼎盛期和丰收期 ,不但汇评、集评的形式大量出现 ,而且形成了评点名篇为中心、各层次的作品均有评批的评点格局 ;这些文学评点具有很强的文本价值 ,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都是在评点中形成、发展、流行起来的 ;同时它有一套调节接收者期待视界的传播机制 ,在提升传播速度、导引读者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人类学视野--论旅游的本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以人类学的认知框架为基础,提出了旅游的仪式本质,并对其表达性和建构性的双重内涵进行了深入阐释,同时,从文化变迁、社会分层、身份认同、角色再造和城市化发展等方面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信息不完全确定的区域产品模糊区间聚类方法

区域产品分类与选择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工作.在产品选择与分类时,需要确定指标权系数和分类阈值等参数,这在实际应用中是比较困难的.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种信息不完全确定的区域产品模糊区间聚类方法.该方法构建了指标权系数信息不完全确定的最优模糊区间聚类模型,利用遗传算法和改进的FCM算法联合求解所得优化模型,得到指标权系数、最优聚类中心和最优划分,进而确定各产品所属类别.最后将该方法应用于某区域的产品分类和主导产品的确定中,实例计算说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TOT项目融资中国有资产转让定价的博弈分析

本文以TOT项目融资方式为对象,运用博弈的方法,从合理分配国有资产经营期内增值收入的角度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政府与私营资本之间的谈判是一系列复杂的博弈过程,在博弈中政府的最优行为是对国有资产转让进行招标,同时给予某一招标企业一定的中标优先权,这样政府能够较现行的国有资产转让方式获得更多的收益.     

组织成员绩效结构理论研究述评

在过去的许多年,对工作绩效的研究出现了许多问题,不断重复的实证研究以及在工作绩效结构研究方面的混乱状态引起了学者们的严厉批评.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组织公民行为、亲社会组织行为、关系绩效和任务绩效、角色行为和角色外行为以及任务绩效和非任务绩效.正是这些理论导致我们对工作绩效范围的重新思考.继续将非任务绩效看作是超越工作范畴或正式系统的非报酬行为是没有益处的.文章对组织成员行为绩效的主要成果给予介绍和评价,其主要目的是综合国内外现存文献,以便于将来学者们研究.     

非畅流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管理模型研究

结合我国流域的非畅流特点,提出了流域各地区作为独立决策单元、污染物人为调控和地区间污染物间接不影响等几个基本假设,构建了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描述模型.分析了我国目前正在执行的污染物削减指令配额模型的优缺点,提出用行政、税收、排污权交易等手段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问题,为此建立了合作协调模型、税收宏观调控模型、排污权交易宏观调控模型.通过对淮河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的具体应用分析了各种管理模型的资源利用效率.最后,通过各种管理模型的对比分析,指出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型应与流域的实际情况相匹配.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