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农村汉字使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宁夏农村在推广规范汉字方面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绩:中小学生不使用"二简字";全区没有发现使用"吋、呎、浬、"等已被国家宣布淘汰的计量单位名称用字。然而,还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为此,应切实做好国家关于规范字政策的宣传工作,使人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使用规范字的意义,指导人们正确对待掌握汉字有关原理和使用汉字之间的关系。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从部门本位回归到基本理性——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思考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其中,检察机关是否有侦查权是个伪问题,其本质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时由谁来监督;检察官不是“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不应当有对强制措施的批准权;检察官不应当以居高临下的“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审判程序,而是应当通过程序动议权和上诉权监督审判程序。目前主张维持检察机关职权现状的学者,有严重的部门本位主义,检察权改革应当摒弃部门本位主义。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刻书业及其兴盛原因

历代书院刻印的图书,在版本学上称为"书院本"。其版本价值较高,历来倍受文士学者重视。清代两湖地区的书院兴盛且日益官学化,书院刻书业比较发达,留下大量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五个方面。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现状及完善对策的探讨

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与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等企业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但单位内部控制系统弱化是一个更重要、更直接的内部因素。因此，建立和加强单位的内部控制，使内部控制合理设计并有效实施，才能最大可能地防止会计造假等错弊行为的发生，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相关、透明，才能促使企业价值的增值。本文以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小企业如何加强与完善内部控制系统作了一些探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胡仔生平新考

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的一部重要诗话总集。该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献方面，其间也有胡仔自己精到的品诗论人之语，惜前人对此罕有论及。欲探求胡仔的诗学观点，必先对其本人做以清楚的了解。然《宋史》未为其立传，学界的间或之论亦凌乱和残缺。文章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并利用新的文献资料，对胡仔的生平做了较为完整清晰的勾勒，从而为胡仔的诗学批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竹山词》常用语研究——兼论其艺术风格与师承

在蒋捷词的研究中,其词派归属和艺术风格历来是众说纷纭的焦点.从语言层面对蒋捷词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后,不难发现蒋捷坚持的是"本色当行"的词法,抒发的是泛着冷光的寂寞情怀,追求的是幽深婉曲的艺术效果.他与姜夔和吴文英有着较深的艺术渊源关系,所以其词从总体上讲并非所谓"豪放词"之余韵.     

“褒崇”牌坊后的生命叹息——梁焯研究

梁焯是明代成化至嘉靖时期佛山人，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作为南海士大夫集团成员之一。对佛山的宗族、政治和经济影响较为深远。他始终追随王阳明．崇尚理学．有不少佛山弟子。在思想史方面，梁焯对佛山的影响不可小觑。但梁焯研究进展缓慢．而且还存在不少误区。笔者希望通过家谱族谱和各种相关史料整理、考证、分析和研究．使人们能够加深对这位佛山著名历史人物的了解。梁焯的从政经历．特别是他在理学上的见解，文献资料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需要更多的人去发掘研究。     

汉英习语变体的依源性和发散性原则

习语均为英汉语言中内涵丰富的部分，它是不同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映照。习语的最大特点是形象鲜明、诙谐含蓄、精粹简短且形式稳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特定语言环境的需要，它的应用总会发生一些变化，这种演变称之为习语的变体现象。将这种变化归入依源性与发散性两大门类，以此深入探究汉英习语变体的异同现象及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试析钱穆史学思想的特点

钱穆史学思想有几个特点:一是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史心“论、“古史层累地遗失“论。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经国济世“的精神。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史观“、“生命史观“、“变化史观“、通史观念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