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人口迁移与社会保障立法

民国时期天灾连年,战乱不断,粮食减产,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连续不断的人口迁移,引发了土匪猖獗、疾病横行、社会动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民国时期的社会保障立法有得有失,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傣泰民族起源与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新探

中国古代不存在一个可成其为民族的越人族体,泰人也不是越人演变而来的,傣泰民族在汉代以前的历史的追溯已无意义。傣泰民族可追溯的源流在汉代云南滇中,并随后向南迁移到今天的云南南部及东南亚一带。由于傣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迁移与发展中保持了水稻种植、“勐-阪”制度与文化的复制模式,使傣泰民族的先民们能在长期的迁移过程中定居并壮大起来,从而在今天形成了一个傣泰民族居住的文化圈。傣泰民族文化圈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基于共同的民族渊源关系,人们互相理解、宽容、合作、开展社会与经济的交流,共同促进民族与文化的发展,是当代理解傣泰民族文化的新思维。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绩效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防治腐败的科学机制之一,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借鉴。跟进性制度创新其实就是一种制度移植,基于此,以政策移植理论为研究工具,结合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化面临的一些困境与难题,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构建进行前瞻性审视与思考,并提出相关对策以期带来制度绩效的最大化。     

新型公司制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

文章从财产权属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新型公司制企业改制后财产权属关系,包括股权、法人财产权的性质与特点,以及"股权--法人财产权"结构模式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论证了财产产权制度扬弃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固守于大陆法系财产所有权制度观念的局限性.明确指出股权与法人财产权是两组在内涵与外延上完全不同的产权权利束,作为股权--法人财产权这种结构形式,既不是私有权,也不是公有权,而是社会共有权的财产形式,是资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重庆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兼论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经济效应

重庆区域经济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区县差异悬殊、地带性差异显著、直辖以来,绝对差异扩大,但相对差异在波动中缩小。与此同时,重庆劳动力呈现大规模转移,一方面是三峡百万移民;另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输出．总计规模达千万。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对重庆区域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第一,有利于减轻三峡库区生态承栽压力和居民就业压力,提高人均GDP水平;第二,有利于提高库区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缩小重庆区域经济差异;第三,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缩小地区间人力资本差异。     

回族流迁人口城市适应过程研究的理论探讨

民族迁移者在城市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比较一般农民工的适应。由于加入了民族文化、民族侍统与民族意识的变量。显得更复杂、更丰富。成为当前城市面临的焦点问题。由于回族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且其有着极强经商观念、民族意识。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与饮食、婚丧、居住习俗,因此关注回族迁移人口的城市适应无疑具典型性和突出的现实意义。从回族迁移人口的城市适应的重要性出发。通过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分析和述评,提出新时期城市化背景下回族流迁人口城市适应过程研究的思路：探讨研究的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包括提取城市适应的关键阻碍因素分析,进行城市适应的多维层面和时序过程分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判城市适应的水平。并籍此提出针对性的城市适应调控策略。从而为促进城市民族工作、建立城市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城市社会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自秦汉以来便以汉族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逐步蔓延扩散和少数民族呈向心状往靠内地区迁徙流动的总体趋势。延至当代,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类内地人员前往边疆民族地区"支边",以后是风起云涌的全国性人口流动大潮,其中既有少数民族流往内地,又有内地汉族流往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和现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整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     

开发性移民方针的提出与移民经济的发展

移民经济是在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 ,中国提出“开发性移民方针” ,并开始在三峡库区移民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模式。移民经济是以“开发性移民方针”为指导的经济 ,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吻合的经济。三峡库区移民迁建的实践证明 ,移民经济有利于市场对移民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优化 ,有利于库区经济结构调整 ,是确保移民能够“搬得出 ,稳得住 ,逐渐能致富”的好形式 ,为最终解决三峡库区百万大移民这一世界性难题奠定了基础。展望移民经济的发展 ,可以预见 ,移民经济将逐渐成熟和规范 ,成为移民迁建的基本经济模式     

收入差距与人口迁移——人口学视角的城市化动因研究

梳理历史的脉络,人口在区域和城乡间的流动,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革,既是改革进程和工业发展史,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理解人口迁移的内在需求和迁移规律,对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联动发展意义重大.传统观点认为城市化初期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城市化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文章运用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迁移进行流量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和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人口在城乡区域间的单向流动,即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农村流向城市,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迁移增速趋缓,呈倒U型关系,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从区域看,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这与中国人口迁移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的事实相吻合.     

人口迁移与适应气候变化：西方争议与中国实践

当前,学界对于人口迁移是否属于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有正反两方面的观点。赞成者认为,迁移可以改善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迁出地的生态环境;迁移是移民的生计策略;迁移带来的收入有利于迁出地的社区和家庭适应气候变化。反对者认为,气候变化引起的迁移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失败,需要采取控制措施;迁移的结果通常是不理想的;强制性违背了受影响人口的意愿;迁移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策略。通过对我国气候移民实践的分析发现：气候变化影响人口迁移动因,具有多元性,包括个体与家庭、政府干预和外部环境因素;迁移形式具有多样性,包括自发性、激励性和强制性等;在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中,迁移与工程、技术性措施同等重要;迁移效果是非线性的,取决于移民政策与规划的制定、资源的整合与互济、工程的实施与管理、政府的移民理念等。为了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将气候移民纳入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规划、强化气候变化风险管理、为人口迁移与安置创造条件,逐步规范和完善迁移与安置政策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