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人生境界理论述评

在中国思想史上,朱熹的人生境界理论曾有相当的影响。在其境界理论中,他所提倡的为仁由己乃是自律性的,而非他律的。这一自律精神贯穿在居敬穷理的功夫当中,经由居敬穷理就可以走入与理为一的圣人境界。但朱熹反对把这一境界神秘化。朱喜思想的意义在于他把人看成是有理性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就是在对象性的修养认知活动中转识成德,提升境界的     

西宁出土明代骠骑将军田应龙墓志铭考释

西宁出土的明代都司佥书、骠骑将军田应龙的墓志铭,规格较高,而且田氏墓存在一墓之中2具骸骨却同时出土3个墓志铭等疑团,值得探究。本文在对墓志铭进行考释,并在对相关历史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田氏墓的若干谜团提出初步推测,认为在明崇祯末年西宁地区被农民军政权控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田应龙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可能临终前曾化名田登。     

伊朗的“书刑”

正2015年初,伊朗的年轻法官纳吉扎德多次写信给总统,恳求他同意用读书的形式代替刑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伊朗政府终于被说服,宣布实施新法例——书刑。书刑推行不久,全国上下欢声一片,数万网友为纳吉扎德的提议点赞称好。28岁的纳吉扎德毕业于德黑兰大学法学院,博学多才。上班第一天起,他     

是谁杀了民国第一刺客

这是关于民国第一刺客王亚樵之死的一次网络钩沉。世人皆知,王氏死于戴笠之军统追捕,但到底是谁,亲自实施了对王亚樵的捕杀行动,行动结束之后,他又去了哪里?经过抽丝剥茧般的追查,真相渐渐显露出来,那位参与刺杀王亚樵的白面杀手,竟然是曾做过大学教授的台湾末代外交官。     

一片烂菜叶

“哗……”大雨下了一个上午。中午的时候,雨停了。巴拉熊想：“我地里的玉米苗不知道怎样了？”他赶紧出了门,向玉米地跑去。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巧妙过渡

在近些年的高考中,数量最众的是这样的考场作文,它们立意还算准确,也大体上符合文体特征;表达也基本准确。可是,综合看来,这些作文却非常平庸,得分勉强在及格线上下徘徊。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师生对此颇费周章。从根本上说,还是学生的语文素养深度不够,对语文的规律把握不够。     

宋明理学皇权法权两平论——以杨时为中心

瞽瞍杀人案、西汉文帝犯跸案、柴守礼案都是涉及君王作为受害人、犯罪者家属及最高权利人身份的法律适用问题案件,宋明理学这对于涉及代表政统皇权与法有冲突的三个案件,以理一分殊为原则,以天理作为最高的共同准则,承认理一的,同时又充分运用称物平施的方法实现二者的平衡,坚持政统与法统一致趋向性,力求权法两全。     

论诗歌言语运动的两个变项

诗歌言语生成中的非语义和非句法规则总称为“非语法化”,它构成了诗歌言语状态的第一个变项 ,并孕育了诗歌的“一次生成”。非“非语法化”、中性词语、直接呈现……这些要素的组合构成诗歌言语运动的第二个变项 ,并孕育了诗歌的“二次生成”。两个变项都意味着泛诗精神和纯诗精神的努力 ,并分别构成了中国 80、90年代优秀诗歌的不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