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根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给子孙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高福利制度。这就是他们不必从事任何劳动和经营,一切生活费用都由政府财政提供。这引诱得朱元璋的子孙展开了生育比赛,居住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竞有94个子女。据历史资料记载,朱元璋时代,皇族不过58人,永乐年间127人,嘉靖年间增至19611人,万历年间已达8万多人。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至近百万了。     

易学与东汉政治初探

通过考察易学与东汉政治,本文认为易学对东汉政治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义理之学成为东汉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所依据的重要理论;同时对东汉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象数易学对东汉基本政治理念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影响,东汉以孝治天下与举孝廉制,即是源于象数易学理论;东汉士大夫运用象数易学理论,借灾异关说时君、批评弊政,以改良政治.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东汉中期文学

东汉中期的文学与初期相比,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古文经学的影响,在文学的传承方面占有更大比重;道家思想和自由学派的影响,主要在文学的革新方面.东汉中期的文学风貌,则呈现三种学术思潮共同作用的痕迹.     

东汉庇护者与托庇者关系考论

2世纪上层阶级大多数成员的社会政治活动,皆以上下级隶属的私人关系为基础。这些庇护者与托庇者之关系,产生于士子每次拜师受业于经师、接受辟为僚佐之任命、抑或选拔见用于官吏。托庇者应忠诚于庇护者,如其故去则服丧送葬,并在政治纠纷中党同伐异。庇护者亦具有相应的职责,并在托庇者不能展现其恭敬和援助时,解除庇护关系。尽管大多数庇护者与托庇者的关系以地域为纽带,但身居庙堂的高官时常从全国各地网罗门生。庇护者与托庇者之关系,亦可超越两人关系,拓展至隶属于同一举主的门生故吏以及庇护者之庇护者所共同建立的网络。这种网络的组织方式独立于常规的政府体制之外。89年以降,各家外戚顾命大臣轮番执掌朝政,便首次利用这种网络。140名官僚奋起反对外戚阉宦专权,也依赖其庇护者和托庇者网络,他们深信其托庇者必将施以援手和护翼,这也激励地方官僚着手进攻其政敌的托庇者。170—180年党锢之祸后,由于许多被朝廷免黜官爵的人物相继加入,庇护者与托庇者的网络依然强劲有力。但是,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对于上层阶级的人物而言,卷入庇护者与托庇者网络的私人主从关系业已失去吸引力,个人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为以共同的身份和宗族为基石。     

薪火迭传 任重道远

"汉代文化研究"栏目创办于1986年,原名为"南阳汉代画像石研究",1989年更名为"东汉文史研究",1994年改为现名。至今已经出版整整100期,100期对时间的长河来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刊物来说,已经匆匆走过了22年。22年的时光流转,22年的编辑新老更替,每个编辑办好这个栏目的赤心却始终不改。该栏目吸引了全国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的稿件,共发表汉代文化研究论文321篇,其中有60余篇被权威文摘刊物转摘,先后获得"栏目设置优秀奖"、"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等荣誉,《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河南省报刊动态》、《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都曾对该栏目做过报道,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日子里,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表示祝贺,他们关心我刊,支持我刊,为我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现以笔谈形式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汉灵帝的荒唐“卖官”花样

东汉时宦官专政,宫廷政治之下,皇帝用人,不是所亲,就是所爱。故外戚和宦官在宫廷政治中,是有天然优势的。为了聚敛钱财,灵帝想出了种种卖官鬻爵的办法。     

锦心绣口诉衷情——南宋末期女性词人创作初探

南宋末期的女词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词人群体。她们打破了历史上男性主宰词坛的状况,女性作家群体出现前所未有的扩大。作品中既有伤春怨别、闺阁生活的题材,也有对故国、旧事的深情眷恋以及爱国主义情怀。在艺术上则尽去矫饰,以真动人。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从文学和书法看东汉后期艺术精神的自觉

作为艺术的两种典型代表形式,文学和书法在东汉后期获得了迅猛发展,由此昭示了艺术精神的逐渐觉醒。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审美主体方面,主体的自我意识已经逐渐觉醒,并开始自觉进行艺术创作;审美客体方面,已开始注重作品的抒情性和审美性的双重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