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民法典中亲属立法的定位分析

完善我国的亲属立法,关键是要转变长期以来占据我们思想的传统意识,给我国亲属立法在民法典和民法体系中一个准确的定位,这是亲属立法健全制度建设和条款设置的前置性问题,也是根本性问题.从亲属法的权利基础定位、内容定位及价值定位等方面分析论证,强调要树立权利本位思想,限制公力干预;要注重亲属、婚姻的自然性的权利;要增加亲属间的身份性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亲属研究何以继续存在——从大卫·施耐德的亲属理论与批判谈起

现有文献关注到了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施耐德在欧美人类学界的影响,但并未系统梳理以施耐德为代表的亲属研究在问题意识上的几次关键转变。本文以施氏的亲属研究、理论与批判为主线,揭示出其在问题意识上经历了从“社会”到“文化”再到“地方生物学”的转变。本文也将结合当下人类学前沿理论,简评施耐德如何在几十年前就将亲属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推动到了本体论层面。     

中国民法典中成年监护立法若干问题综论

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事行为能力救济制度,成年监护制度旨在补充特定成年人的行为能力之不足,最终维护和实现其人格自由。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就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构造而言,需要人们在对现行相关规范的架构与内容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现行立法模式和法律内容进行若干改进,使之能应对现实、面向未来。     

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文章对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历程略作梳理,并就这一制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作了初步总结。     

"公开"缘何成"公猜"

近年来,有几则关于公开选拔干部的事件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辽宁本溪市公选的四名团市委干部中有三人是市领导子女;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公开选拔的12名乡镇长中,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     

论亲属拒证权的双重性质与宪法保障——以《宪法》第49条第1款为中心

忽视宪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的重要意义,是亲属拒证权不能真正确立的根源之一.因此,采用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分析亲属拒证权以及在宪法与部门法的交互影响下保障该权利十分必要.作为主观权利的亲属拒证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蕴含的家庭权而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它要求"个人得主张"的请求权必须在立法中得到保障,以抵御国家权力对家庭的过度解构.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亲属拒证权内嵌着家价值,以这种价值为基底的亲属拒证权构成了对立法以及司法的价值决定,因而国家负有保障该权利的积极义务.作为基本权利的亲属拒证权应该在刑事立法中得到确认.裁判者也负有在刑事判决的说理部分对相关判决是否符合亲属拒证权的原则和精神做出合宪性解释的宪法义务.     

从中西称谓语看其文化内涵

在汉语和西方语言中,称谓语的使用有极大的不同。在亲属称谓方面,汉语比西语更加细化,不但讲究礼数,区分谦辞和敬辞,还区分直旁系远近亲等。在社会称谓方面,汉语的表达方式也更加丰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中西不同的历史、观念和宗教信仰。只有掌握其文化内涵,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两种语言中的称谓语,从而顺利完成跨文化交际。     

西昌黄联关镇客话的亲属称谓

本文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系统收集整理了四川省西昌市黄联客家方言岛的亲属称谓词。试从血亲、姻亲和其他关系三个方面来对黄联客家话亲属称谓词做一个系统的描写分析,并对其中部分称谓做了语音上的分析或传统文化含义的阐释。     

唐至明清时期礼法关系的互动——以“杀人移乡”和“亲属为人杀私和”为例

《唐律疏议》中的＂杀人移乡＂条与＂亲属为人杀私和＂条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封建国家对待复仇行为态度。＂杀人移乡＂条文的历史沿革展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国家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增强以及法制力量的递进,而＂亲属为人杀私和＂条文代表的是＂亲亲尊尊＂的礼制原则,其在封建社会一如既往的被贯彻执行,体现了＂礼＂的基础地位。两个条文不同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社会＂礼＂与＂法＂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