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弟”:“仁之本”还是“为仁之本”——以朱熹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诠释为中心

对于《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历来有不同的解读。汉唐时期大都将其解读为"孝是仁之本",而唐宋时期还出现了"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的文本。朱熹继承二程所谓"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明确讲"仁是体,孝弟是用",把仁与孝弟的关系看作体用关系,并由此将该句解读为"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而不是"孝是仁之本",这些观点在理解仁及其与孝的关系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德”与“复全”——朱子对仁体、工夫分裂的义理解决

朱子承继伊川“仁”与“为仁”的体用之别,以定义的方式言仁。这种论说方式与《论语》中孔子随机指点、言“为仁”工夫有较大张力。这一张力突出表现为“仁”之本体与“为仁”工夫可能的分裂;若彻底坚持二者之别,将“仁”与“为仁”切割开来,则《论语》之中言仁处皆是“为仁”工夫,而未及“仁”之本体,如此则定义之“仁”似凭空引入,有“与《论语》之仁不相应”的问题。朱子作《论语集注》,在文本问题的推动下,直面仁体与工夫的分别与贯通背后关涉的理论困难,借助“本心之全德”的训释突破,将仁体、工夫分别定位为“全德”及其“复全”,真正化解了仁体、工夫分裂的危险,并实现了重要的理论推进。     

《论语》之“仁”

孔子的学术风格是坚定保留古已有之的华夏文化精神。华夏文化精神的价值指向是血族的“生生”,即指向血族的生存繁衍。“仁”深刻反映这价值指向。后世往往只从道德哲学角度理解仁,肯定大大缩小其意义。“仁”即“生生”,“生生”即“仁”,可从易学求得证明。《论语》中有关“仁”的重要命题都应从“仁即生生”的角度予以诠释     

试论先秦儒家贤人治国思想

儒家重视人治,主张贤人治国。本文通过研究儒学伦理道德与其政治思想的关系,抓住仁学———仁政———贤人治国的逻辑线索,揭示儒家贤人治国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理论基础,探讨了儒家在识贤、选贤和用贤等问题上有价值的观点     

儒墨交互主体思想辨析

儒家和墨家是先秦的两个主要哲学流派,在对人文和社会的探索中他们各自提出了富有交互主体性质的仁学和兼爱学说。他们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交互主体性,提出应以爱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在对爱的理解上,儒家提倡爱有差等、爱有亲疏,而墨家提出爱的广泛性和对等性;在对交互主体性关系基础的理解上,儒家诉诸于人的本性,而墨家则将交互主体性关系落实到利益的层面。儒墨两家的交互主体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宝贵财富     

伯夷不值得歌颂

伯夷是商朝末年殷王朝封国孤竹国君的儿子。周武王伐殷（时王为纣）后,与其弟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对他们的行为孔子给予很高评价：说伯夷是＂求仁而得仁＂的＂古之贤人＂,是一个即使被遗逸以后也＂不动摇自己意志,不辱没自己身份＂的人。又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意思是说,他们不记旧怨旧恨（这一点,司马迁为其立传时即已提出置疑）,所以怨恨他们的人很少。     

再论王艮"保身"说的得与失

王艮因现实政治的刺激、非法贩盐的恐惧和孝亲的伦理精神,提出"明哲保身"说.此说的积极意义在于纠正当时士人因一些不正当的观念和理由而做出枉顾性命的偏激行为,提醒士人以保重身体性命为首要任务.王艮的论证策略是提升个人身体的重要性,将身与道合一化,再以"一体之仁"开拓出保身爱人的伦理行为.可是,论证中出现了一些在逻辑上较为勉强的失误,这些失误让我们看到王艮"执本而用末"的"保身"原则在肯定意义上维护了道德的完满性,但在否定意义上又丧失了道德的实用性.简言之,王艮的"保身"说在历史背景下有其救正道德时弊的审美感,却容易成为不道德的庇护所.     

孔子仁学思想的形上解读

对于孔子的仁,存在着多样性的解释。从形上角度看,仁是全德、道与理的统一。仁作为全德,是诸德之总名,体现了仁既包含诸德,又统摄诸德;仁作为道,即是道之体,又是道之用,行仁的过程一方面是行道的过程,同时也是向道体复归的过程;而仁作为理,体现了仁的规则性、遍在性、主宰性与绝对性。作为全德的仁与作为理的仁都以道为基础,通过道来融合全德,融合理。这三者,统一于孔子仁学思想当中,构成了仁学思想完整的形上内容。     

儒家友道观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思想宝库中,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中华文化的特质和成就等,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本文是从儒学思想所涉及的众多领域中,选择友道观这一主题,来展示儒学的精深、璀璨和蓬勃的生命力。文中将儒家友道观条分为六个方面来阐述,即：尚友道、主诚笃、守信用、贵诤规、讲宽容、重恒久。随着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我们应汲取儒家友道观中的精华,剔除其中糟粕,使传统的友道观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