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思想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这一思想的产生,既有国际背景也有国内背景;这一思想的理论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理论、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这一思想的深厚意蕴,包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新时代中国要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需要打好三大攻坚战,缩小两大差距,提升五大文明,又要稳步迈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湘军具有与历代军队完全不同的节制机制,是一支以理学维系的新军系。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在其应对艰巨的经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礼为宗,以诚为心,以术为辅的治军经世之道。     

以党建促脱贫: 一项政治社会学视角的中国减贫经验研究

1986年，党建扶贫作为中国扶贫开发国家行动起步的标志，同步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经过30年的演进，形成当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国家战略的核心引擎。从学理上看，以党建促脱贫所包含的将贫困治理、社会治理整合一体的发挥制度优势相嵌合，为政治社会学研究社会内聚和国家权威整合及一致性的当代主题转向，形成本土建树，提供了最为前沿的鲜活案例。     

一位殡葬师眼中的世界

【正】这是让姜笑深受震撼的一个葬礼:去世的父亲叫阿郎,在台湾一个街口有个豆花摊。葬礼头一天,儿子开始磨豆子、做豆花,忙活一宿。告别仪式上,亲朋听子女讲他们对父亲的印象,父亲做的豆花是什么样,眼含热泪吃着豆花,品味着老人的淳朴一生。姜笑,北京市大兴区殡仪馆办公室主任,遗体火化师、     

“获得感”的理论内涵及当代价值

"获得感"是指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而产生的可以长久维持下来的满足感,它强调在为我基础上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得到。"获得感"的出发点是人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获得感"追求务实,是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真正实惠。要实事求是地解释"获得感",就要从自我价值和自我尊严得到满足的社会认知角度理解"获得感"。"获得感"的提出,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解决好现实问题并规避社会的物化现象,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实现"获得感",要坚定信念,脚踏实地。     

浅探隐性德育及课程改革

学校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阵地，是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主战场。我们的学校德育从内容到形式既全面又精致的德育体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德育在多元化的道德环境中，出现了与显性德育并存的隐性德育。并对年青一代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将远远超出显性德育的期望效果。     

以学生为中心,加强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以合肥工业大学为例

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建设是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主要介绍信号检测、处理及实现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建设思路,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习产出,将课堂教学、创新实践和科学研究有机结合,建立健全的运行机制,使之在教学改革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促进团队成员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慈善的考掘：以关系为方法的社区社会工作实验/实践

慈善正当化了绝大部分人对人或主体对主体的介入，这个词汇的使用决定了关系的张力与方向；而慈善专业化的结果，经常变成权力治理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慈善”或“被慈善”被去政治化时，弱势者只是被标记、被识别的差异群体，单纯地接受国家或私人的好意，然后“感恩”、努力再度融入社会常态甚或回馈，社会服务的本质，就是用来强化既存的社会秩序或伦理道德，成为单向心理治理或成为社会问题去政治化的工具。社会工作其实就是关系工作，而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限往往就在于关系性的局限。如何将传统慈善/照顾关系的解构与再建构，朝向社会照顾，同时将慈善做为翻转“助人者—受助者”双方政治心理的方法，让彼此在慈善关系中都得到“再政治化”的效果，是我们正在台湾基层社区开始进行的实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