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南部山区生态重建中政府相关政策效果评价

本文总结评析了宁夏南部山区生态重建的几个阶段 ,评价了宁夏退耕还林还草生态重建战略政策阶段具体措施执行效果 ,建议按标准化程序进行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 ,特别是政策的制定阶段 ,要充分注意收集民意 ,让农民的行为自觉自愿。突出的问题是要解决好产权归谁所有 ,进而探索符合宁夏区情的林草公共资源管理模式尤其是南部山区村民能够接受、参与且能提高生态管护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式。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生态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某一区域进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由于生态环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因此在具体评价过程中要本着综合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原则 ,选取最能反映当地生态环境质量特征并尽可能量化的指标来建立指标体系。选取的评价方法应简洁、方便、易操作 ,评价结果应体现客观性、准确性、可比性与可操作性。本文介绍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指标体系的建立 ,并对评价中常用的指数法、综合指数法、特尔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进行了综合评述。     

对开发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学讨论

西部民族地区具有丰富而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它地处我国第一地理阶梯和第二地理阶梯的高原面上 ,地形奇伟 ,气候寒旱 ,众多民族交错聚居其间 ,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单元 ,且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大体吻合。由于处于西部生态环境的源头位置 ,它能够深刻影响到全国的生态安全和社会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新型人地关系的确立     

深层生态:佛教的诠释及实践

当代生态关怀从浅层向深层发展,形成了深层生态理论.深层生态理论在其构建中向东方文化寻求资源.在对当代西方深层生态学理论的概括基础上,对于东方文化中的佛教文化进行深层生态资源上的挖掘,对其深层生态的实践也进行探讨,对已有的深度生态理论和东方佛教文化之间进行进一步地沟通,以期增进一个适合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生态保护的理论构建.     

论拉伦茨氏裁判方法的实质

使用传统的判案理论系统分析了拉伦茨氏的方法论体系。指出，拉伦茨氏方法论的基础是欧洲传统“名判”逻辑，其设定目标乃个案公决。拉伦茨氏强调了法官“续造法”的权力。所续造的“法”不是条法，而是曾经自主运用诸条法的模式，它理应有“现行法”的拘束力。“条法库”的缺漏由审判员以法律运用技术补足。诸准则之不谐或与宪法条法的不谐需赖“法益衡量”调谐。分析结论是，拉伦茨氏片面突出法官的自主地位，其方法论在本质上是现代法治社会一种尚需调制的折衷系统。     

论生态主义勃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贡献

生态主义从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政治法律、发展模式或道路、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运动等各方面全面勃兴。这对现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挑战,也必然对其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扬弃现行地理环境概念,重新定义自然环境;扬弃现行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作用的理论,提出自然生态力范畴,并揭示它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被动的最终决定作用;把自然环境纳入社会基本结构;提出自然生态力与生产力的矛盾是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从而使社会基本矛盾由现行三方面两对矛盾的体系发展为四方面三对矛盾的新体系。     

外来物种入侵的生态危害

外来物种是指某种生物从原来的分布区域扩展到了一个新的地区,在新的区域里进行繁殖扩散并维持下去。这些外来物种会对入侵地的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西部大开发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效应评估

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主要不是东西部城市之间的差距,而主要是西部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的差距。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事业方面的边缘化比经济方面更严重,农村边缘化比城镇更严重,老的生态问题未解决,又埋下了新的生态问题。     

西方经济伦理的确立——论斯密市场模型的伦理价值

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其独创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模型,成为经济学的开山始祖,以其“经济人”假设,开现代管理理论之先河,对后来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然而,“经济人”假设却被人们理解为追求个人效益最大化的具有非道德特性的单面人,受到了后人的多方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斯密的学说,更忽视了斯密市场模型在西方伦理精神变革中的积极意义。实际上,斯密市场模型是对启蒙时期伦理难题的市场化求解,他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伦理的最终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权视野中的犯罪控制和打击

面对犯罪率不断上升的客观现象,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存在天生的犯罪人,犯罪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犯罪率上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又要明确地肯定,犯罪率是可以有效控制的.在强调严厉打击犯罪仍然是最有威慑力的手段的同时,必须改变传统的犯罪对策观念和犯罪对策体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看待打击犯罪的积极意义.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对犯罪的打击应当合乎法理、伦理和情理;应当正确处理好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