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风险与现代性的困惑——兼论智能空间的伦理重构

物联网的未来愿景很容易引发对物联网用于社会监视的隐忧。这实际是由来已久的信息技术用于社会监控隐忧的新形式,折射了技术现代性的当代困惑。物联网堪称从技术上实现了现代性最重要的理念。必须辩证地看待物联网,努力重构智能空间的伦理基础。     

论施密特的具体秩序思维

施密特将法分解为规范、决断和具体秩序三个基本要素,具体秩序是规范生成与适用的背景,是决断的制度性条件,因而是法的最终概念。具体秩序生成于社会内部,其形式载体是制度,实质内涵则为正常情形下的整体状态,包含功能主义秩序和伦理实质两部分。具体秩序思维可以通过概括条款得以贯彻,实现对形式主义的扬弃,但这引发了法律不确定性问题。施密特主张通过"共识性"方案解决这一问题,但却为纳粹意识形态介入法律提供了通道。尽管如此,施密特的法理论在深化对于法律本质的认识上的智识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法"的多元视角。     

责任分配视角下家庭养老概念的重新解读

在总结传统家庭养老概念及其误区的基础上,从养老责任分配的视角出发,重新解读了家庭养老作为农村一种主要养老方式的内在责任机制与具体养老模式,并以责任承担权重为标准重新区分了家庭养老、自我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概念。从而在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家庭养老概念框架的束缚,为更好地解释互助养老、日间照料中心等多种新型养老模式,为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工具。     

饮食浪漫伦理与“吃货族”的乐趣建构:基于广州青年“吃货”群体的研究

通过对广州"吃货族"的研究,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与中国转型期背景下"吃货族"是怎样对自己的趣味进行表述与辩护的,并由此建构不同的乐趣类型。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饮食已经从一种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的手段转变为追求新鲜感的工具,饮食浪漫伦理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呈现扩大化趋势。除了社会区隔和分层的因素外,追求新奇、体验、乐趣与舒适的自我导向动机同样是理解中国当代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倾向的关键。     

城邦正义、德性行动与公民幸福——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城邦是古希腊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形态。城邦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德性行动是城邦共和政治的基础,是实现城邦正义的根本。公民幸福是德性行动的目的和归宿。梳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本位)—德性行动(手段)—公民幸福(目标)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不仅有利于丰富政治学理论资源,而且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医患关系紧张的制度、伦理和法律反思

紧张的医患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医疗行业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这也是中国医学院校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很多,本文从国家制度、医院的管理、医患双方的道德因素、卫生立法的滞后等方面进行分析,由此提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伦理原则和具体的措施建议。     

论《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

《金瓶梅》的道德形态和伦理形态以同质异构的方式显示。道德形态指向个人的主观世界,伦理形态面向外在的客观世界,二者契合于实现德性生活。因此,《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建构,不仅面向个体德性的塑造,也寄希望于群体伦理纲常的完备,并以主客结合的模式建构趋向真善美的道德规范。     

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现代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把政治当作政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     

论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殊性

文化企业以创意为价值基础,其产品和服务具有内容价值性和平台开放性特征,使得其社会责任的讨论主要聚焦在产品责任层面。文化产品不仅仅是功能性产品,而且还是审美性产品,能够影响到公众的价值观和行为倾向,理应将社会核心价值观放在前置性必要条件的位置之上。借用卡罗尔社会责任模型,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独特性便在于将产品伦理责任放置在前置性的必要条件位置,即不得违背社会核心价值观。     

论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以荀子的“礼”、“法”观念为中心

［摘要］荀子强调人性本恶，因而既“隆礼”也“重法”，其“礼”、“法”观念具有较为明确的制度属性与丰富的制度伦理蕴涵。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中的“明分使群”、“明刑弼教”的伦理本质与维护等级秩序的社会功能，以及相应的制度评价体系的建构，是其制度伦理精神的基本体现；而“圣人制礼”和“礼三本”论则为荀子论证礼法制度存在与运行之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