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看五四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

五四时期作家纷纷选择书信体与日记体这一小说体载,看重的是它在真实袒露创作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表达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方面的潜能.它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虚构性,以类似于真实日记或书信写作的状态进入小说创作过程.当时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在摆脱了日记与书信最直观的外在形式之后,仍然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把小说的叙述引向创作主体自身.即使在使用第三人称时,一些作家不仅仍然写着关于自己的故事,而且仍然固执地寻找着用第一人称表达的机会."新文学"的读者,则希望透过文学作品看到作家真实的心灵世界,寻找情感与思想的共鸣.以作家真诚而又真实的自我面对读者作为五四时代一种独特的小说写作伦理,体现出的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公民平等人格交往基础上的新的启蒙境界.     

试论旅游开发的环境伦理目标

旅游开发是发展旅游业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旅游开发促进了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开发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当前,积极发展旅游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有的国家甚至将旅游业作为其支柱产业来发展。要合理开发旅游资源,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就应确立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符合环境伦理的价值目标。     

教育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原则与困境突破

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教育变革的过程中,也给教育带来不可预知的伦理风险.作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重要产物,教育人工智能系统备受推崇,但必须遵循相关的伦理原则.首先,从宏观层面探讨教育人工智能系统的一般伦理原则,即通过对世界各地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解读,明确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和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其次,从微观层面探讨教育人工智能系统的具体伦理原则,即通过相关国际标准和规范的学习借鉴,明确教育人工智能系统开发与应用的伦理原则.最后,针对未来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和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进行预测,并结合国情,提出我国教育人工智能系统未来发展的策略建议,即培养具备合格人工智能素养的社会公民、制定更加科学的教育人工智能系统伦理原则、构建教育人工智能系统应用过程的监管机制、重视人文关怀的情感教育力量.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伦理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呈现了西方尤其是当今英国社会中人们面临的一个个伦理矛盾和困境,对善与恶、异装癖、恋童癖、虐待儿童、受虐与施虐、金钱与政治、自我与利他等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作家的叙述伦理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他主要选择从人物立场道出具有伦理指向的话语、反讽、象征和视角选用等方式来表明自己的伦理态度。     

一般人格权的哲学分析

人格权衍生出具体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是具体人格权的补充.人格是以人的伦理价值为其理论基础的, 一般人格权存在的价值基础是实现和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人的伦理价值.我国立法上应将一般人格权的制度作为人格权法篇中的独立一章而存在.     

对中美人权问题的伦理思考

中美人权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美国人权观源于自然法理论,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和个人人权,着眼于个人的政治权利。中国人权观源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和儒家伦理传统,既强调个人人权,又强调集体人权,认为人权既包含政治权利,也包含生存发展权、社会文化权等多种要素。中美双方应在了解和尊重对方伦理传统的前提下,加强人权对话与合作,求同存异,增进共识,努力化解人权冲突,发展中美关系。     

宗教杀戮与文学拯救——论迈克·朗利诗歌中的民族文化情愫

作为第四任“爱尔兰诗人之椅”的荣誉持有者,诗人迈克·朗利在众多当代爱尔兰诗人中独树一帜。通过糅杂于诗歌中的各种民族文化情愫,朗利用细致深沉的笔触表达了对北爱尔兰宗派冲突的批判以及对和平的殷切向往。他一方面痛心于同胞间的冷漠、隔阂、杀戮,另一方面在自身诗歌写作中积极关注家园和时事,以文学参与当代北爱尔兰的民族文化重建,凸显了高度的文学伦理使命感。     

医疗技术管理的伦理建制

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促进人类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道德风险,产生许多负面的社会问题。为了实现医疗技术的科技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应该建立和完善医疗技术的伦理评估制度,恢复医疗技术活动的人文关怀,加强医疗技术人员的责任伦理建设,建立和完善医疗技术的临床准入制度。     

自恋情结与当前的中国文学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中的自恋已有所表现,且逐渐形成一种自恋情结。当下中国文学的自恋情结主要表现为身体自恋、精神自恋、自我迷恋与叙事自恋四种形态。这种新型自恋叙事伦理的产生,有其文化语境变迁、作家主体性嬗变等主客观因素。作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自恋情结给文学发展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和伤害,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瓶颈;作品独立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深度和崇高感在作家心目中日益坍塌,文学的想象空间愈加逼仄,文学面临着创造力匮乏的危机。自恋的膨胀还使文学丧失了真诚,虚伪和矫饰横行,带来了病态的叙述、语言和浮躁喧哗的文风,并进而造成了文学生态的混乱。可见,只有自觉调整自恋心态,才能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这既需要作家自身的调整与提升,又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文学和制度生态的多元协调。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