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新论

《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甚为重要的一部站在近代人文精神立场上，真实而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文明对古典人文精神的巨大冲击的成功之作，它以最能集中体现“中国近代人”伦理范型特征的人物典型的塑造为中国“人”的近代化之探索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论的伦理向度

中国古代文论是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对文学的创作、欣赏、批评的论述,是古代士人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文论内容丰富,密切关注人的伦理道德世界,在文以载道、以理节情和知人论世三个向度上均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影响和规约着中国当下文论和文学的发展。     

关于基因编辑的伦理反思

基因编辑是一项新兴的复杂的前沿科学技术,它如果得到安全、合理的利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效应;但关键是它目前并不成熟,在缺乏严格的科学评估、安全性存在不可预知风险的情况下,贸然使用可能导致人类基因谱系发生改变等问题,甚至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即使今后基因编辑技术成熟了,如何合理地运用它,而不偏离正确的轨道,也需要更审慎地进行伦理反思,努力形成基本的伦理共识。为了促进基因编辑技术的健康发展,令其更好地兴利除弊,为人类造福,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应用必须遵循人本原则、公正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知情同意原则、责任原则等基本的伦理原则。     

社会工作伦理课程教学目标探微

教学目标是教学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控制着“教”“学”活动。目前社会工作伦理课程的教学目标缺乏统一规范,不利于专业教学。社会工作伦理课程教学目标应包括三个层次：知识和技能层次、情感和价值观层次、职业特质和品德修养层次。其中,社会工作伦理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处理实务能力的培养是基础,是最低层次的目标;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认同与内化教育是核心;社会工作职业特质和个人品德修养的提升,培养“高尚的人”是根本宗旨。     

社会责任视阈下媒体伦理的失范与重构

“社会责任理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流行的新闻传播理论,逐渐代替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可是当前越来越多的媒体出现了严重的失实报道,为争夺所谓的收视率、点击率而夸大事实报道,导致媒体伦理失范。尤其是网络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存在失态报道谣言信息“满天飞”、新闻标题瞬间“两重天”、媒体道德缺失促使大众冷漠等道德缺失现象。为重构媒体伦理,强化媒体形象建设,可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传递真实并且符合媒体伦理的信息;尊重采访对象的隐私权;加强媒体自律;完善新闻立法等。     

西部开发中的发展伦理

西部大开发中的发展伦理,其核心应当是注重和强调发展的市场经济伦理,同时它要根据中国西部的实际吸收中西发展伦理的一般研究成果,并对西部传统伦理进行优化改造,从而达到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内在统一。     

艰难的颠覆与尴尬的重建——五四家庭小说的文化审视

家庭在中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五四作家从自己的家庭体验出发,立足文化更新的背景反思家庭问题。他们通过演绎家庭故事,不仅重新审视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和心理动向,同时也无情地解剖自己,并试图以现代的价值准则去思考更为广泛深刻的家庭问题。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家庭革命,为五四小说的家庭叙写提供了现实依据,而反叛传统时所面对的道德与情感困境,导致了颠覆的艰难与重建的尴尬。     

论儒家的生态伦理自然观——“时中”生态智慧与同心圆生态模型

儒家重“时”尚“中”,其生态伦理自然观的精神内核是“时中”。儒家生态伦理自然观具有两重内涵,一是贵人而不惟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情感立场,二是尽物而亦爱物的待物有别的生态伦理价值选择。在生态文明特别是生态伦理的意义上,两者都遵循着同心圆的生态模型。基于此,儒家的生态伦理自然观对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源意义和启发作用。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