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客观表现认定--美国内幕交易规制的借鉴

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复杂 ,专业性及隐蔽性强 ,是判断和认定的难点。本文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借鉴美国内幕交易规制立法及相关理论 ,并结合美国在多年反内幕交易的司法实践中有关经验及原则 ,对内幕信息 ,利用内幕信息并交易 ,泄漏行为等基本问题的具体标准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 ,进而探讨了该行为与合法交易行为 ,证券分析与预测行为的客观区别 ,以期正确理解与把握该行为的客观表现     

信息不对称:股票市场内幕交易规制优化实施

内幕交易导致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对其进行规制可以减小造市者的逆向选择问题。实施内幕交易规制涉及到规制成本,优化实施就是要在规制收益与实施成本间进行权衡,谋取最优实施方案。本文探讨在规制者目标为以调整资产组合为目的而交易的不知情投资者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情况下,实施政策的优化组合问题。     

内幕交易 无所适从

如果问资本市场中的哪种行为最遭人痛恨，可能多数投资者都会回答——内幕交易。但是基金业的发展却伴随着内幕交易的阴影，甚至于一些明星基金经理也遭遇到质疑。     

1983年苏联击落韩国客机内幕

1996年1月15日,韩国KBS电视台＂披露＂了所谓的惊人内幕,指出韩国客机并没有坠毁,机上大部分幸存者仍被关在俄罗斯的两个收容所内。KBS电视台公布了一份所谓的中情局绝密文件,文件断言韩国客机在遭到苏联空军导弹攻击后,成功地迫降在海上,机上人员大多幸免于难。中情局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及韩国媒体＂大胆＂的想象力,让这一推测听起来像模像样。     

“文革”中八大司令员对调内幕

1973年12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事件。     

如果让“阿甘”来投资

投资何至于此等的累？不少投资者每时每日忙于：寻找和跟随能操纵股市的“庄家”、打探各种“内幕”消息、时刻捕捉涨跌机会……市场表现不佳时还要揪出一些导致下跌的“阴谋家”（国际板、新股发行等）。忙碌之余，战果却非常不理想。     

中日内幕交易经济犯罪比较与思考

近年来,证券、期货市场上的内幕交易行为已经越来越引起各国和地区的重视和注意。日本证券市场的规模在亚洲占第一位,日本法学界对证券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定和刑事制裁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所探索,对我们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日内幕交易犯罪有很多相似之处,比较分析中日内幕交易经济犯罪,不仅可以准确认定内幕交易经济犯罪行为,同时也对此类犯罪的侦查和防控提供参考。     

内幕交易与股价同步性

关于内幕交易的好处和坏处以及监管的必要性是金融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内幕交易破坏了市场秩序，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然而，有一种观点却认为内幕交易对于将公司层面的特质信息更及时、更精确地融入股价有重要贡献，因而提升资本市场效率。基于该逻辑，内幕交易“似乎”客观上能带来公司特质信息，并呈现出较低的股价同步性。 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分析，利用2007年至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Stata软件以及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的OLS回归分析方法对内幕交易与股价同步性的真实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将知情交易概率作为测量内幕交易的指标，重新考察内幕交易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信息环境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为了使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考察信息环境的调节作用，尝试将内幕交易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区分为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以更全面、更客观地认清内幕交易的真实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内幕交易的确能降低当期股价同步性。但是，内幕交易的信息传递属于一种非正式渠道，其作用会受到信息环境的影响。当信息环境较好时，内幕交易对当期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会削弱；当信息环境较差时，内幕交易对当期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会加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内幕交易会导致其他投资者的逆向选择并提升未来股价同步性，最终降低资本市场的效率。 进一步探索内幕交易的真实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内幕交易可以提升资本市场效率的说法，有利于提升广大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认知。     

“内幕交易罪”基本概念的比较性研究

在中国证券市场设立之初,由于监管法律的缺失,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的犯罪行为愈加猖狂。虽然我国于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犯罪化了,并于翌年出台了《证券交易法》对其进行规制,但是,迄今为止很难看出上述规制机能够有效的运作。而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行为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使投资者变成了投机者,弱化了市场吸收闲散资金的能力,使证券市场不能够良好的运作。本文根据我国现有的对"内幕交易罪"基本概念的规定,结合美国已经成型的制度规定,站在维护我国金融管理秩序的立场上,完善我国现有的对"内幕交易罪"基本概念的规定。     

A股市场上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和市场反应研究

利用公开披露的减持公告数据,从短时间窗口考察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能力以及减持披露后的市场反应机制的研究结果显示,减持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CAR)呈先升后降的倒V形,CAR［-20,-1］和CAR［0,20］分别高达4.12%和-2.61%,大股东在减持中表现出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并获利丰厚,而市场认为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或前景不佳的新信息,对此作出了显著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当日,市场对绩差公司、民营控股公司的大股东减持以及大额的减持作出更大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后的较长时间内,绩差公司、控股股东的减持负面影响更持久。可见,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反映出大股东在交易中的确利用了重要的私有信息,减持前高达4.12%的超额收益为强化监管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