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的局限及其消解

微博反腐具有监督主体广泛、揭露腐败便利、发布信息及时等特点,但又因文本信息碎片化、法律制度规范缺位、真假信息混杂等原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必须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微博反腐提供合法性基础,将微博反腐上升为正规渠道,提升微博反腐的信息甄别能力,形成微博反腐的长效机制。     

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合理性及历史借鉴

从立法、执法和普法的角度看．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具有合理性：一是朱元璋面对“乱世”,适时立法,修定“重典”,用重典治乱世,顺应民众愿望．合乎“形势变迁”的立法机制;二是严于执法、重典惩治官吏,取消“官当”特权,合乎平等适用法律的法制原则江是依法普法,明令律典条文须“家藏人诵”,强化全民学法知法,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对我国当今依法治国、惩贪反腐具有借鉴作用。     

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

本文主要讨论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并特别关注贫困是如何被制度这样一套象征体系所“思考”、定义、记忆和遗忘,以及进行制度再生产甚至将贫困“制度化”的。所谓制度性贫困,主要表现为因缺乏制度保障和支持的制度匮乏和不合理制度产生的制度剥夺而导致的贫困现象,包括诸如不合理的下岗政策、拆迁规定、养老规定、医疗保险规定、就业规定、打工子女入学规定、对弱势群体不利的政策规定条文和实施过程、城乡人口待遇上的不平等政策和规定、对某些身体疾病的不合理规定等。制度是一种集体现象,当制度变成少数人的思想或牟利工具,不能为集体所共享,制度的本来公共意义和存在基础就会消失,形成不平等的“虚制度”。这种虚制度不但无法完成公共制度本来的集体性功能,反而会“遗忘”和排斥弱势的群体,进而不合理地去“思维”贫困,导致社会的集体不和谐。     

苏南小城镇制度性公共物品的可持续供给研究

可持续性是评估公共物品供给效用的重要标准.制度性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它本身既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对其他公共物品的供给有指导作用.基于苏南小城镇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研究如何通过制度性公共物品的可持续供给推动各类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优良反腐传统与现代政治文明成果的交织叠合——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发展的两大脉络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形成了有机结合的两大脉络。一方面始终坚持、继承、创新自身优良的反腐败传统——党的领导、严惩腐败、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并以此作为恒定不变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巨大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又始终与时俱进,充分吸纳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更多地采用了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生活的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预防化和国际化的形式。这两大脉络的交织叠合,产生了反腐倡廉的巨大效能。构建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基本特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开拓与创新、伟大与成熟。     

试论明清宗族保障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性约束机制

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宗族保障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宗族保障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上族产的支持以及制度上家法族规的约束,使族众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传统保障方式对我国当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民企反腐的行动逻辑：基于“诱因-需求-注意力-行为”框架的分析

清廉中国建设离不开民企的深入参与。近年,我国部分民企开始采取有效措施治理自身的腐败问题,这意味着民企正在成为重要的反腐力量。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民企自发性反腐背后的深层归因。将民企反腐细分为反内权腐败和反外权腐败,建构“诱因-需求-注意力-行为”框架,对民企反腐的行动逻辑进行理论阐释。研究发现,组织分权程度通过刺激民企的经济利益需求,对民企反内权腐败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反外权腐败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压力打破了合法性需求的平衡,对两种反腐行为产生正向影响。民企主要负责人正义观通过刺激道德需求,影响民企的两种反腐行为。民企主要负责人反腐注意力在各诱因与民企反腐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民企廉洁建设实践,政府可提供廉洁建设公共服务,降低民企反腐成本;重塑全社会的互惠和信任机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打造廉洁文化,激发民企反腐败的协同行动力;加强对民企高管的道德教育。     

论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

为保障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提高诉讼效率,在各国相关法律和联合国反腐公约中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我国已参加联合国有关公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如何与国际立法接轨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已日益重要。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完善自诉方和辩护方的缺席审判制度,严格缺席审判的条件,保障当事人权利,具体规定缺席判决的可撤销制度,以期能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公共财产权益,保护无罪被告人以及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所助益。      

现代性的生成结构

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即他所称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等＂四个制度性维度＂。这＂四个制度性维度＂对现代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现代性同时又受到了它们的侵蚀,造成了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破坏和灾难、极权的增长、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等的现代性的严重后果。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研究转向了文化维度,提出普遍性理性标准——＂交往理性＂能够抑制现代性的严重后果。     

发展党内民主的基本路径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属性的界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体制和活动过程的制度性安排,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风、氛围和政治关系提出的明确要求。发展党内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是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迫切需要,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