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阅读，无以生：谈教师的“非功利阅读”

何谓“非功利阅读”？就是不把阅读当作手段而是为目的本身的阅读；通俗点说，就是“不为什么”的阅读或者所谓的“没用”的阅读。当然这里的“有用”“没用”是就眼前的急功近利而言。     

悠然之见与中国传统自然审美方式

作为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方式,悠然之见实现了环境审美中动观与静观的结合,有效地突破了西方环境审美模式中坚持动观的理论局限。悠然之见体现了环境审美过程中感官的全息性,实现了感知的联觉。更为重要的是,悠然之见以一种"悠然"的审美态度,实现了功利向审美的超融,从而补救了西方审美方式理论建构中对于审美无功利理论批驳的偏颇。     

简单是一种境界

简单是一种境界,简单不是歌,是一种态度;简单不是流落,是一种婉约;简单不是点和线的造作,是一首蕴含无限的五线谱上的音乐;简单不是虹彩,是一块厚实的黄天厚土。简单是一种态度,简单的态度包含了人生境界的某种超越,它超越了虚荣和刻薄,超越了欲望之中挣扎的贪念、嗔怪和痴迷,凌驾于人性的那一点极其容易泛滥的迷情之     

古代诚信观与现代诚信观之比较

中国古代诚信主要着眼于个人的为人处事、修身养性;在诚信的道德建设上,重内诚之德的修炼,轻外信之德的实践;在具体措施上,厚诚信道德教化,薄诚信制度建设的确保.当前,决定诚信存在性质和作用性质的首先是经济规律,然后才衍生为伦理原则.市场经济下的诚信,主要不是道德境界,而是指每一个市场主体、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道德基本义务.因此,诚信建设也从社会思想意识层面下移到社会制度层面上来,从人们"愿不愿为"提升到"必须为"的高度.     

“境界”忧患一百年

王国维的“三境界”说既非仅仅在讲诗词艺术,也不是主要在讲成功者的奋斗经历,看看上一世纪初王国维和中国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疾病”的反省与忧虑就知道,他之提出“境界”说,其深处在于针对中国文化的“实际”与“通俗”性质而强调其超越性的“高致”领域,“境界”说是2 0世纪初王国维开出的一副治疗近代中国“衰弱至极”的文化苦药。     

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的困局与突破:以合理性为视角"笔谈导论

科学的核心问题是合理性问题.有关科学的一切问题及思考无不与合理性密切关联.合理性不等于理性.合理性在于运用理性和非理性的一切手段和方法达到某种最佳目的.其实,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也只是宏观层面的二分,这一直被看成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般看来,理性无疑是科学的主导和统帅.但是,当我们转换视角,就会发现,以逻辑为内核的理性不可能单独完成对科学的构建,没有非理性因素,包括心理的、社会的因素的介入,也就没有今天的科学.理性和非理性就像王子和公主的舞蹈,只有在和谐的旋律中相互配合才能达到至美的境界.从学理上讲,一切过分强调理性或过分强调非理性的关于科学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这与我们今天仍然强调理性对于科学的重要性并不矛盾.在一个缺乏理性或理性发育不健全的社会中,有良知的学者仍然需要大声疾呼,为理性鸣锣开道.     

孔子文艺美学思想发微

孔子的文艺美学思想,作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萌生期的产物,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其一,重视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二,重视主观思想情感的抒发和表现;其三,提出了早期的形象理论;其四,确立了文艺批评的标准。     

社办高校学生实用功利型人生价值观初探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人们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社办高校学生群体作为ＺＩ世纪中国的建设者,其价值取向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和对社会的贡献,因此,对在社办高校学生中占有一定市场的实用功利型人生价值观的特征、成因及教育对策进行探讨已成为教育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实用功利型人生价值观是指那种以效用或功利为标准,盲目追求个人生活目标的人生价值观。其在社办高校大学生中的表现可概括为：价值目标实惠化即弱化政治理想,弱化社会理想,强化个人理想;价值定位偏离即理性标…     

王国维《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

为什么《人间词话》经久不衰?其“现代性”动力是什么?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它主要是受了叔本华的影响,而作为书中核心的三个“境界”之论以“大事业者、大学问家”和“大词人”为对象,这与叔本华的悲观厌世的哲学格格不入。王国维自言在《红楼梦评论》中对叔本华的伦理学提出质疑,嗣后他深究康德,那么《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有何关系?本文在对王国维的有关康德论述的考辨基础上指出《人间词话》融汇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引进了一种以科学实证为基础的“自然”观。他主张情景之间的直观表现,贯穿于“境界说”之中,包括“隔”与“不隔”、“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观点。《人间词话》含有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引进了一种新的二元世界观及认知主体,具有突破传统思想模式的意义;而“境界说”的镜子“再现”论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领域中写实主义产生深刻的影响。     

试论李佩甫《城的灯》中的恶魔性因素

恶魔性因素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栩栩如生的恶魔性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无限的艺术生命力。恶魔性因素的内涵是对某种正常秩序的破坏,对正常意义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叛,其核心要素是反抗,其生命是叛逆,其实质是战斗。原始的生命冲动和颇具创造性的智慧是其性格中共有特点。李佩甫小说《城的灯》中的冯家昌这一人物性格中,就具有较强的恶魔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