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合同三“不能”

由于集体合同过期导致员工合法权益处于“真空状态”,企业工会最终选择与行政方“法庭见”。日前,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状告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这也是上海地区因集体合同续约不成,企业工会与行政方对簿公堂的第一案。因为有着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个案件的审理让很多人关注到了集体合同。     

列宁关于报刊发展的路径探析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从基本自由、经济保障、价值取向和党性原则的角度对俄国报刊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具体、系统的理论阐释,他认为要实现报刊发展就必须彻底摆脱警察压迫、摆脱资本、摆脱名位主义以及摆脱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当下,回顾与反思列宁有关报刊发展的路径探析,可以得到3点启示: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提供根本保障;其次,要遵循“以人为本”,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的队伍建设;再次,要恪守党性原则,增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的领导能力。     

PPP模式在政府债务危机中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政府债务危机频频爆发,国务院办公厅下文要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融资权,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机制.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 P P模式)被列入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之中,该举措对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缓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对PPP模式适用于政府债务领域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在缓解政府债务的PPP具体模式中加以选择,并从法律层面保障PPP模式的实施.     

企业无力清偿欠薪的法律应对:基于香港的经验

1980-1982年经济危机爆发后,香港因大量企业倒闭引发欠薪浪潮,欠薪优先权机制出现失灵.以国外经验为模本,香港构设了欠薪保障基金制度.该制度依托完善的法律程序将欠薪纳入专门基金予以垫付,并逐渐提高垫付标准.这种法律设计特点鲜明,实际运行数据也证明比较成功.这为解决当前农民工极端讨薪事件频发、欠薪问题季节性爆发的顽疾,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制度化思路.我国应当鼓励地方探索和构建企业欠薪保障制度.     

论常任侠的东方艺术史观

常任侠在毕生的艺术史研究中提出了"劳动创造艺术"和"巫舞同源说"两个著名命题。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从中国美术史、中国乐舞史和中外艺术交流史三个维度展开,将艺术交流与文物考古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借助现代考古学方法和艺术比较研究来建构东方艺术史的图景。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开拓了东方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奠定了东方艺术史研究的基础,对中国当代的东方艺术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作为珍贵的艺术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东方艺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东方艺术史奠定了文献基础。     

基于帝国理论的生命政治思想初探——对奈格里、哈特相关观点的解读

生命政治概念能够相对系统化地进入大众视野,福柯在这个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而奈格里与哈特根据马克思的相关思想理论和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以新时代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来建构其理论框架和批判逻辑,从而形成了具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生命政治思想。奈格里与哈特对当前世界秩序的讨论与研究,毫无疑问,这不仅充分地展现了他们独特的学术风格与鲜明的创新精神,也为我们了解全球化时代下的政治秩序、劳动范式等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民主转型中族际冲突的政治制度原因探析

很多多民族国家在经历民主转型后不但没有迎来民族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国家主权的稳固,反而承受长期的族际冲突和政治体系动荡。有三大政治制度原因值得关注:一是投票竞选导向的转型模式易带来族际政治不公,二是民主转型中不平衡的权利配置恶化民族矛盾,三是民主转型中权利(力)规制机制缺陷干扰权利保障,因此,新兴民主国家需要促成政治参与自由化、议会构成公平化、多元权利(力)协调体系权威化以及民族冲突治理机制高效化,最后实现政治发展沿着民族的国家认同强化、民主法治发展和主权稳固的方向进行,而不是向威权政体倒退,以不公正的民族压制来解决民族冲突。     

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失灵及其矫正策略CSSCI

农民工住房保障既存在保障房类型单一、保障房资源配置非均衡、政策排斥严重与覆盖范围小等固有的缺陷性失灵,也存在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保障房"空间失配"等政策变异性失灵。住房保障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认识不足、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土地供给障碍,亟待实施差异性住房保障政策、建立住房保障财权与事权分担机制、破解土地瓶颈等予以矫正。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