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一道德论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一道德论盛行一时,它要求用儒家的圣人之道来统一全社会的学术思想,进而实现对社会政治的指导。这一思潮在王安石变法时期达到高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也引发了儒家学派内部对一道德思潮本身的反思。反思涉及政治、经学、义理等各个层面,促进了儒家学说由经学向理学的转型。     

王安石生前毁誉交替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前后,受到士大夫截然不同的评价和对待,反映了政治文化对政治评价和政治感情的强制作用。变法前,王安石与士大夫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主要表现相同性和一致性,因而受到高度赞扬;变法中,双方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显现出来,从而引起冲突和争斗,并受到猛烈攻击和指责;下台后,王安石的行为表明,他在政治文化上又回到了传统与主流,并重新获得士大夫的肯定。     

区分与融合：论北宋审美趣味的变革

随着科举制在北宋的日趋完善,庶族士人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者。他们是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新型士人,这种身份对于审美趣味产生深刻影响。概而言之,就是富“文”又重“道”,士人需要在雄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审美趣味超越政治上的朋党之争,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它既是对异己趣味的排斥与区分,又是对相似趣味的认同与融合。无论是区分,还是融合,士人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在北宋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审美高度繁荣,超越前人,创造出诸多新的审美范式,对于此后的审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试论北宋西北边区的蕃官行政法制

为了通过"以夷制夷"达到对西北蕃部的有效统治,北宋王朝在西北边区任命了众多的蕃官,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蕃官除授、承继、升迁和地位法制,对其行政权限、政绩考课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蕃官行政法制.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针对边区一些蕃官酋首滋事扰边、失职渎职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依其情节轻重给予法律处罚.     

北宋时期儒家礼学的体系化建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一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     

黄庭坚黔州诗论稿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赵煦亲政,起用新党,斥逐元祐党人。苏轼远逐岭表,复谪海南。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在所难免,以其所修《神宗实录》被新党末流章惇、蔡卞诬为不实,于绍圣二年贬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黔州(今重庆彭水)安置。到元符元年(1098年)以避亲嫌迁戎州(今四川宜宾)止,黄庭坚在黔州贬所凡四年,给我们留下了三十余首诗。     

论北宋前期观书和讲习应制赋诗活动

北宋前期诸帝倡导和鼓励观书、讲习及创作应制诗,因此应制诗创作极为繁荣,其内容为描写藏书处森严庄重的环境、抒发对本朝文物兴盛的自豪、赞颂君王书法艺术的高超造诣、表达臣子的荣幸和感恩之情以及记载了君臣之间讲求经术礼义、借鉴历史经验、尊崇道德文章的言行和风范,反映了宋代大量搜集整理图籍、召集群臣观书特别是观览御书御集、大兴讲习之风的盛况,表现了宋初诸帝对文化的推崇和倡导,对宋代文化兴盛繁荣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论北宋维护边防安全的法律措施——以宋辽关系为背景

北宋时期,中央加强了对辽边防建设中的立法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严格保密制度,严防奸细,同时制定了禁越法和严密的沿边捕盗法。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北宋的国防安全,使得沿边防务有法可循、有令可依。而随着宋辽关系的变化,北宋对维护边防安全的措施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张方平<乐全集>简论

张方平,宋应天府宋城县人,科举出身,历事仁、英、神宗三朝,先后任御史中丞、三司使、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职.著有<乐全集>等.在入仕之初,他力主改革弊政,但到后来他却站在维护旧制的立场上要求停罢新法,变成了保守派.在学术思想上,他不局限于儒家的传统观念,而是兼采众家之长.他的<乐全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