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内收敛、尚理重意——白居易晚年创作风格的转变与其对唐诗题材的开拓

学界对于白居易的诗风多以“浅切”概括之,但如果仔细考察白居易的作品,特别是其晚年作品,我们会发现,随着他思想的转变和中隐思想的提出,他的诗歌理论发生了转变。与之相适应,他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呈现了向内收敛、以理为主的发展倾向。     

写作是一种快乐——散谈诗歌创作

回顾我的诗歌创作历程,我深切地感到写作是一种快乐。我把写诗当作一种修炼、一种领悟、一种传达、一种释放的人生体验。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写诗没有半点功利色 彩,我觉得诗歌与我有缘;诗歌能让我表达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能抒发自己的快乐与忧伤;能揭示人世间的美与丑、虚伪与真实;能让人从绝望中找到希望。诗歌是一片净土, 是一座能引人洗心革面和忏悔人生的殿堂。于我而言,诗歌是灵魂的栖息地,我坚持按自己的既定方向去写。     

中国新诗的两种走向——臧克家艾青比较论

如果说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代表了苏联诗歌的两大传统,那么臧克家与艾青则代表了中国新诗的两种走向。在艺术渊源上,臧克家受中国传统影响颇深,融入了古典诗词的意境与技艺;艾青受外国文艺影响明显,易于摆脱传统的羁绊。在美学特征上,臧克家反对诗歌语言的散文化,艾青则提倡散文化;臧克家追求诗歌意象的典雅,艾青则从西方现代派诗歌中汲取养分;在题材的选择上,两位诗人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     

诗歌翻译中深层结构的传达—以朗费罗A Psalm of Life的三个译本为例

在诗歌的翻译中,译者要根据需要对所译的作品进行表层结构的调整和深层结构的传达,其中以后者的难度更大。美国诗人朗费罗的A Psalm of Life是最早被译为汉语的英诗,研究其不同译本如何传达原文的深层结构对诗歌翻译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试论钱澄之《藏山阁集》的诗史精神

钱澄之是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博学多才,一生著述宏富,诗文尤负重名.其诗文集因涉及时讳,自乾隆中叶后屡遭禁毁,<藏山阁集>内容涉及南明唐王、桂王等朝史事,记录了诗人自己从参加义军失败到"麻鞋"追寻行朝,再到落魄"失路"的心路历程;记录了闽越唇齿相依却又阅于墙,永历的朝政失纲、用人不当、党派纷争互相掣肘,而南明终致覆灭的悲剧;诗歌还描绘了一幅由君王与臣子、将军与士兵、官员与百姓组成的品行不同、形态各异的社会群像图.<藏山阁集>"以诗存史",体现了诗史精神.     

程颢的精神世界与其诗歌意趣之观照

以阐理说教、表达思致为胜的理趣诗是宋诗中十分重要的一类。然而这类诗歌容易道学气胜,诗味不足,落入言筌理路,这也通常和理学家本身追求理性和道德准则的思想与精神境界相关。而北宋道学宗师程颢则将天人合一视为一种内心体验,追求活泼生动的自然至乐,其思想更加亲切圆通,因而诗歌也别具一格。观程颢之诗,通常存在存理以观物、应物而得趣、因趣而发理的一个循环过程,以亲切温厚之意态,不着痕迹地感动人心。这样的诗歌,既是个人道德的哲学化与艺术化,也是诗教对礼教的熔铸与陶冶,于宋代理学诗中自成一家。     

略论韦应物诗歌的艺术渊源

韦应物与陶渊明并称“陶韦”,学陶是韦诗的基本方面。除此以外,韦应物还很注意学习《古诗十九首》、“大小谢”以及其他汉魏以至晋宋齐梁的诗人,形成了其诗歌“源出于陶”,融汇诸家的艺术风貌,取得了自创新格的成就,颇有自己的特色。     

我看毛泽东论曹操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毛泽东对曹操情有独钟,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一反传统的通说定论,给了曹操很高的评价.毛泽东不仅肯定曹操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而且赞赏他在政治、文学方面的杰出才能,尤其对曹操诗歌更加偏爱,并且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诗歌翻译者的创造性主体地位——从"人是一切行为的尺度"谈起

"原始人类在洞壁和陶器上固定了一个形象,不是为了固定这形象的对应自然物,而是在这一自然物中发现了富有创造力的意义"(卢辅圣,1990:141)。诗歌中的意象亦然。作为诗歌翻译者,不仅要领会作者的创造力,还要有自己的意象重组并表现出个人的创造力。译者的主体性并没有绝对的自由,创造性也是基于原作,但创造性主体地位既不同于主体性,也不等同于创造性,而是在原作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达到最理想的传神效果。从"人是一切行为的尺度"谈起,探讨诗歌翻译者的创造性主体地位并论证译者就是诗歌翻译的标准。     

约翰&#183;多恩诗歌赏析

约翰·多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他极具诗歌天赋,开创了"玄学派".他的作品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甜美诗体.他摒弃了过去人们在诗歌中所应用的传统的意象,其作品风格极具智慧,引人深思,善用引申的暗喻来对比极其不同的事物.本文即在约翰·多恩的诗歌特色方面进行了简单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