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1979-2012年的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形成机制,得出结论如下:经济波动在淘汰本地区低效率投资项目和企业、优化投资结构、从而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直接效应的基础上,因受中国地区间激烈竞争和产业同构的影响,会吸引邻近地区的优质资源,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结构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从动态视角的检验发现,相比于短期,两种效应在长期的作用更大.本文关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对于解释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机理,以及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Copula-GARCH模型的新兴产业与上证指数相依性研究

文章利用Copula-GARCH模型对2005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上证交易所新兴产业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进行建模,然后运用ARMA(1,1)-GARCH(1,1)-t模型,将边缘分布概率积分变化后的2个服从均匀分布的序列作为Copula模型的边缘分布,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通过建立正态Normal Copula函数、t-Copula函数、Gumbel Copula函数、Clayton Copula函数和Frank Copula函数的5个二元Copula模型,并采用AIC法、BIC法、切比雪夫距离和欧式距离4种检验拟合优度的方法选择最优的t-Copula模型.同时利用GPD法对2个指数做了尾部相关性分析,发现下尾比上尾具有更好的相依性,说明极端情形(如金融危机)下两指数的涨跌幅度较大.     

农地属性、流转可能性函数及流转影响因素模型

农地流转需要从农民、政府和企业三维视角入手,将三者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文章在构建农民及政府的农地流转意愿函数的基础上,构建农地流转可能性函数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模型,分析了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研究发现:(1)农地流转受农民从农地流转中获得的流转收入ic、农民在农地流转后与农地流转前外出务工收入之差△iw、农地的区位因素sl、企业在农地经营中的资本投入量k等四个变量的影响.(2)提高△iw较提高ic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更显著;提高市场融资的可获得性较改善区位因素对农地流转影响更显著.(3)农地流转是经济社会发展及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结果,最终受制于农民的就业率、市场的容量及活跃程度、融资的可获得性等外部因素影响.     

房价波动、宏观审慎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运用QVAR模型和内嵌宏观审慎工具的DSGE模型,阐释了宏观审慎调控对房价波动的作用机制、政策效率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规范居民住房融资行为,削弱了抵押品渠道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实现了稳定房价波动和改善居民福利状况的调控目标。当存在供给侧价格黏性时,货币政策对房价波动作出反应有助于提升宏观审慎调控效果。因此,为实现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当局应采用盯住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宏观审慎调控,充分发挥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     

企业社会资本与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社会嵌入性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2343家公司的样板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现金-现金流指数较高,普遍存在着融资约束问题.在加入了企业社会资本与经营性现金流净流量的交互项后,发现企业社会资本能显著降低模型中的现金流敏感性,即社会资本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这可以为企业在缓解融资难的问题上提供新思路.     

中国物流业对经济增长的FDI门槛效应研究

为了准确考察中国物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门限变量,使用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2004-2012年间中国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的非线性作用关系。研究表明:物流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单门限效应。FDI的门限值等于2 381.20,即当某地区FDI值超过该值时,物流业的发展会显著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反之,物流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增长的需要。物流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依赖于FDI的大小。中国现阶段大部分省份的FDI值都小于2 381.20,表明它们都处于物流业发展阻碍当地经济增长的阶段。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模型

文章提出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因果关系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评价指标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建模和求解。实证研究表明,模型能够有效描述指标间的因果关系、准确定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为评价和改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依据。     

企业经营者工作性质与延期支付式年薪制关系研究

文章提出了延期支付式年薪制,不但为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且有助于从激励与约束的角度重新审视企业经营者的工作性质及其行为模式,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经营者作为企业中的"核心签约人"的角色以及企业运作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现代企业理论与企业家理论.     

一个稳定性框架下税收征纳与社会福利的优化模型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税收征纳和私人社会福利的稳定性模型基础上,对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关键点进行理论探讨,并结合我国实际数据对征纳系数和福利增加系数进行定量测算;以凯恩斯理论为基本框架,运用公共品和私人品位变量的社会效用模型,为寻找最优税率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基于人口集聚视角的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环节中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和经济发展质量。威廉姆森假说表明适度的人口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过度集聚反而会导致人口结构恶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为探究中国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创新性地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采用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理论机制分析的同时,结合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外)2000—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是否会受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以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变动规律的差异。研究表明：人口变动过程中存在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人口自然增长可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但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明显减弱;人口净迁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倒U型,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老年抚养比提升会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沿海和内陆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规律一致,但沿海地区人口集聚的门槛效应更加明显。从人口变动视角出发,有助于为中国统筹提升各地劳动收入份额,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