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

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是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实质的重要维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需要从主题转换、根本旨趣及真理意义三方面进行分析。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方法及内容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将现象学主题“意识经验”转换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分析中,逐步形成了立足于社会现实特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而在对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等物的形态的现象学理解下,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物象化世界”背后,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本质——“抽象对人的统治”;更进一步,“重构新型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真理”,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及自由、正义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这一研究进路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谜”,更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现象学精神对于推进现实历史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历史演进与时代抉择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从生产力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城乡发展从“依存、对立、再到融合”的历史逻辑规律,这是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理论基础。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出发,考察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和逻辑主线,发现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演进阶段,呈现出“低水平均衡－高水平失衡－高水平缓和”的分步演进特征。其逻辑主线包括一条根本主线和三条具体主线,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探索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共享发展这一根本主线,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动态调整”的时代意蕴三条具体主线。站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矛盾,平衡城乡收入结构的时代抉择。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本雅明的审美批判思想

本雅明的审美批判思想是在对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和生产、价值理论的重新诠释基础上达至的。本雅明把艺术作品看作特定历史的产物,并受制于特定时代的生产逻辑,进而,他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基础上,区分并引入了展览价值和崇拜价值概念,揭示了审美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属性,突破了西方传统美学在审美主体与艺术作品关系上的理解限度,具有重要的美学理论意义。     

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郑天挺在1923年至1934年间主要讲授世界人文地理和古代地理学,并刊出两部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同时,他是最早对《禹贡》进行全文释读的学者之一,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涉猎,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上应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一度以撰写《南诏书》为目标,研读西南史地书籍;采用以音证史的方法,撰写西藏史相关的论文,批驳当时国际上的有关谬说,显示出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参与云南地方史志事务,开展学术演讲,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即便在"文革"期间撰写丝绸之路的文章,他也坚持以史料为基础,针对国际学术界相关动向,提出新说。对郑天挺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梳理,既有助于全面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