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正在兴起,公众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动力。但在中国,社区才刚刚引进,公众参与程度也相对薄弱,为此笔者主要针对中国目前社区建设中公众参与不足的现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阐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途径、中国城市社区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原因分析、增进中国城市社区公众参与的策略。     

西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分析——基于陕西省岐山县G村的社会调查

以陕西省岐山县G村社会调研数据为基础,对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关注度、参与度、满意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认为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高。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人口学变量以及政治效能感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学的关键变量、内在与外在的政治效能感均对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为此提出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举措,以改善人口学变量中关键因素,提升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参与意愿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是化解农村融资难,发展合作金融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礼泉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较小、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相对富裕、收入来源依赖于农业、今后贷款需求大的农民表现出较强的信用合作参与意愿;农民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基本知识及政府支持政策的了解认知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参与信用合作的积极性。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积极开展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建立健全信用合作基金管理制度、探索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机制、加强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业务的监管和指导服务等对策建议。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行为与意愿分析——基于北京市6个区养殖场户的问卷数据

利用北京市6个区183份生猪养殖场户问卷调查数据,研究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行为与意愿,并运用有序Logistic实证分析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猪耳标佩戴、档案建立、检疫合格证获取等关系猪肉溯源实现的基础性工作开展较好;养猪场户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水平整体较高,65.03%的养猪场户知道猪肉可追溯体系;信息强化之后,养猪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程度较高,84.66%的养猪场户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生猪销售、时间精力、养殖监控、政府号召、收购商要求、追溯认知、年龄、养殖年限、养殖规模显著影响养猪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从加大猪肉可追溯体系宣传力度、鼓励支持生猪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大力扶持和落实动物标识责任制和基层档案制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八、十九大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公众的参与程度与许多因素有关。在积极发动和鼓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可发挥新媒体协商平台的作用,提高新媒体的回应能力,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公众应借助新媒体互动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意识,践行生态行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环保组织要发挥新媒体的聚焦作用,推动环保组织的成长壮大。     

科学时代的人类学现实主义

[提要]人类学是关于现实主义的学科。文章明确区分了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或者说客观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应该确认包括民族志在内的所有知识得以产生的语境及其偶发性。而科学主义（一套将科学作为权威来源的说辞）却悖论式地否认科学本身得以生成的语境。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不但以社会经验为依据,并且也意识到以此获得知识的种种局限性。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市场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审计文化以及各种强权暴政,这些势力出于其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正想方设法取代各种质性的修辞研究,从而遏制批判性的思想。有鉴于此,现实主义不啻为一个探索人类学理论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的较为恰当的视角。     

青年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份认同是否会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基于西安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西安市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现状调研数据,以政治参与中基层政治选举为切入点,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视了当前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情况,但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不完全的正相关关系。另外,一定的身份认同和政治敏感度能够增强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可能性。     

公民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公民参与俨然已成为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但是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水平仍然较低,存在着诸如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低下,缺乏相应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提高公民在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参与水平变得不可或缺。     

论刑事立法公众参与的限度

近年来刑法修订引发的社会公众参与热情不断升温,刑事立法的公众参与对于提升立法公信力、促进刑事法治的良性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刑事立法中公众参与不是要求立法者一味依从民意冲动立法,因为谁能代表社会公众的命题尚需解答。社会公众对刑事立法的参与反映了其对刑事法律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能否转换为法律则需要立法者以高度的理性来面对,必须考虑这种期待是否符合刑法原理、制度设计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刑事立法的专业化、精英化与民意表达的大众化存在着紧张关系,应当维护立法权威,加强刑事立法的体系化,刑事立法公众参与应当具有一定限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