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开发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华圣人》主编张放涛答记者问

由张放涛、罗开明、李永新编撰的四卷大书,计有310万字的<中华圣人>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我国的古代圣人.     

王阳明思想中"恶"之问题研究

王阳明恶的论说主要见于"语录"与"公移"两种文本,前者属于恶的形上论说,后者属于恶的社会性论说.这两种恶的论说的差异,也反映了儒学在修己与治人的微妙差异.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经》中“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新解

《道德经》第二章中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句,是本章的中心论点,也是该书的灵魂,以后各章的论述都是围绕着“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而展开的。在阅读“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一句时,许多文本均断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均将“处”、“行”二字当做动词,这样理解不能算错,但断句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将“处”、“行”二字视为名词,强调了圣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不言之教,更为妥当,更能体现老子所要表达的思想。     

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基于语料库的“圣人”英译的认知解读

意象的文化参照越具体,翻译中要保留这一意象就越困难。如何再现传统文化中的意象,是译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基于语料库"圣人"英译的语义分布图和翻译方法图表明翻译方法与语义休戚相关,认可语义通常直译,衍生语义根据具体语境,可采用其他翻译方法或翻译方法的组合形式。基于语料库"圣人"英译异化策略远远超过归化。在传达传统文化意象时,异化有助于保留始源域文化的音形义。但归化使用得当,在不同语境中传达动态灵活的语义,能弥补异化不能传达的意象的具体含义,诸如隐喻、转喻的使用、语义注解或不译。认知语义学可有效指导翻译实践。     

人皆可以为尧舜:论颜元的"偏圣"观 ——兼谈明清圣人普遍化思潮

颜元承孟子性善之旨,认为"人无有不善",但他亦不得不承认人的气禀有偏正之分.在"偏亦为善"的基础上,颜元认为,气质偏驳之人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有所作为,最终成为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这样的"偏圣".颜元继承了孟子、朱熹关于"偏圣"的说法,却一改孟、朱对其"虽为圣但吾不取"的态度,对"偏圣"给予正面的认可.对于气质偏驳之人如何成圣,颜元亦提供了"就其质性之近而学,近夷学夷,近惠学惠"的方案.颜元的"圣人观"受到明代以来圣人普遍化思潮的影响,他吸收了王阳明"以才力论偏圣"之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气质论偏圣",极大地扩充了"圣人"的范畴,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成圣道路,较诸王阳明,走得更远.     

老庄论辨

老庄以道为哲学根基。老子是道本原论者,道在物外,庄子之道兼具本原、本体双重意蕴,道在物之内外;老庄的认识对象是道,老子“虚”、“静”倾向于向外认知,庄子“心斋”倾向于向内认知;老子哲学主体是圣人,以治世、治外救世,庄子哲学主体是神人、真人、圣人等,以治己、治内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