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质量及评价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必然要求,客观评价目前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质量,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体职能。本文采用频数统计法构建河南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并分别从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维度建立评价模型,采取主成分分析法(PCA)作为基本评价方法,运用SPSS21.0软件,得出综合评价结论,为逐步实现河南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理论研究参考和现实决策依据。     

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差异以及对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通过卡方检验及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了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差异以及对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老年人不仅获得的社会支持多于农村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及生活满意度也优于农村老年人。正式社会支持仅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作用有限;在非正式社会支持中,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精神支持则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及生活满意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建设,家庭及社会要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注重老年人慢性病的预防,以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     

杭州市城乡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与深化举措

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杭州市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财政投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在县域城乡协调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等领域城乡协调发展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下一步亟需针对这些薄弱环节,加紧补齐短板,深化城乡协调发展,努力把杭州建成全国城乡协调发展示范区。     

“一带一路”枢纽省市信息消费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大力发展信息消费产业是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方针,信息消费产业的发展已然成为国家和社会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以"一带一路"枢纽省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信息消费水平差异及影响因素,并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信息设备拥有量、居民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具体分析各省市的信息消费变化情况。借助Stata软件和SPSS软件,构建"一带一路"枢纽省市信息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模型,探讨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建议和发展对策。     

新常态下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路径的研究

农村城镇化指的是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进行转移,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或城市进行空间流动。我国学术界对农村城镇化主要持三种观点:强调农村现代化;建设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强调农村功能的转变。时下,我国农村城镇化主要面临:发展整体水平低,速度滞后,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大,空间布局不合理,小城镇建设短板阻滞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困境。因此,为适应新常态发展要求,国家可从四条路径推动我国城镇化水平:夯实农业基础、依托第二产业支柱、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     

城乡医保一体化制度对农村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

本文利用Charls 2008-2012年两期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对城乡医保一体化制度的政策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城乡医保一体化制度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过去一个月门诊次数和医疗费用;但在住院方面,目前尚无证据显示医保一体化政策对过去一年是否住院和最近一次住院费用有显著的影响.在考虑了样本损耗问题、户籍转换、政策非随机等问题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目前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就我国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特征,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312和0.471.(2)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只对处于特定城镇化水平的省份才成立.(3)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政府通过干预经济和扶持农村来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且对处于较高城镇化水平的省份还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消费结构演化研究:理论与实证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的生活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的深化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收入比有所扩大。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影响消费结构的演变。城镇化率的提高导致消费结构升级,在一定范围内城乡差距也会引导消费结构的演变。城乡融合发展在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激发农村的消费潜能,扩大内需,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让农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扩展农民的发展空间,真正实现人的发展。     

“镇改市”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与改革进路

“镇改市”是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也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基层行政区划改革做出的有益尝试。以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为目标指向,通过激活中小城市的发展“命脉”,改变单纯依靠经济推动乡镇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农民城”向新型城镇的跨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探索。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缺位的行政规划设计、有限的乡镇管理能力、被异化的政绩观念、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以及市民文化普及不到位等,对“镇改市”的推进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成为“镇改市”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化解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技术的支持和法治的保障,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为“镇改市”改革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