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园林的转型

中唐时期,士人内敛化与精致化的心态,与"中隐"思想一起,促使安顿士人心灵的场所由山林和朝堂转向了园林,从而对园林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园林作为士人越来越重视的精神家园,成为一个封闭狭小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壶中天地".在此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和"小园"实践,对后世园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士人政治到革命型政党政治的转换逻辑——政党下乡的初期解读

在传统中国的士人政治中,士绅作为乡村社会权力载体无力遏制以社会资源掠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扩张,因而无力维持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状态.科举制废除以后,晚清的"派官设治"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权力配置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了反体制的革命型政党的产生并在双重压力下向乡村渗透,但政党内部时刻存在脱离乡村、向上垂直流动的张力,这种张力可能造成政党社会功能蜕化、权力性质改变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权力结构失衡.     

宋代士人阶层的择偶观

宋代“婚姻不问阀阅”“不限阀阅”是否可以构成其婚姻的一大特点，它到底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唐代及其以前“婚姻必由谱系”的状况，这点一直是学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而且有明显的抬高倾向。事实上，从墓志资料中不难看出，宋代婚姻仍然是相当讲究门第出身的，不仅体现在墓主为其诸女择偶的标准上，而且墓主本身的选偶也是如此。     

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由西汉而至东汉 ,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 ,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 ,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 ,思考的参照 ,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 ,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 ,在他们的情感活动中 ,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激发 ,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 ,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 ,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 ,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 ,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 ,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 ,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 ,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 ,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 ,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 ,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 ,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 ,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 ,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     

论孟二冬精神与中国传统士人的文化品格

孟二冬是新时期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崇高精神可以概括为友善、博学、务实、奋进。孟二冬精神既具有改革开放历史潮流孕育出的时代特征．又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优秀品格。文章从弘毅、志于道、淡泊、孔颜之乐等方面讨论孟二冬精神与传统士人的文化品格之间的关系。     

论东汉文学创作地理整体格局及其变迁

东汉诗文创作大都不在文士籍贯地而在其活动地,文学创作中心基本上都在政治文化中心。东汉诗文创作长期集中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地区。汉献帝以后,诸侯纷争,文士蓬转,文学创作地理格局随之变迁,许都、邺城先后成为北方的文学创作中心,各自出现短暂文学繁荣。同时,中州士人避乱南徙,在襄阳、交趾等地汇集,数年间,当地文学创作空前活跃。东汉文学创作中心从一到多的变迁,实为当世政治格局变迁的一个缩影。     

现代观照下的传统士人政治精神——以苏轼为典型案例

对传统社会士人政治精神的研究既有助于认识历史,也有助于反思现实。苏轼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一个典型,因而可以成为解析士人政治精神的一个窗口。在政治精神方面,苏轼独特又充满矛盾。他徘徊于道与王、仕与隐之间,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独立的倾向,但本质上并未超越当时社会和士人群体的藩篱。以此为观照,则凸显了在现代条件下重构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完成政治精神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     

魏晋南北朝山水审美形成原因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发现了自然山水美。发现自然山水美的原因很多,其中社会动荡不安、士族庄园制度的盛行、老庄玄风和宗教的影响等共同促成了自然审美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