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的常州士人

王朝鼎革之际,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往往都面临守义和变节的生死选择,明清的"夷夏"更替尤其是"薙发令"的强制推行,于"亡国"之外更加上"亡天下"的忧惧。尽管如此,仍是"国破君亡,鲜见忠义""衣冠介胄,叛降如云"。这种生死选择,除去"忠君"观念的影响,实际上体现了个人对"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儒家文化的认同程度。文章以明末常州籍士人为例,揭示那个风云变幻时代士人的人生荣辱,并以此表达对管绍宁等常州英烈的崇高敬意。     

晚明士人的婚恋

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一批士人形象,他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功名已经不是生命和生活中的神圣和唯一的追求,他们张扬自由个性,冲破封建礼教,挑战世俗社会,勇敢、坚定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用男女性爱,甚至用赤裸裸的感性放纵来冲击传统的礼教观念.撕破了孔孟道德的虚伪面纱.对晚明社会和整个士人群体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小说无疑反映了晚明社会士人群体现实,作家借小说中的士人形象阐释了晚明启蒙思潮.但小说中的士人形象也客观地反映晚明士人群体的启蒙思想的诸多局限性。     

历代流坑士人交游考略

流坑族谱和其他史料记载，至少有100多位历史人物与流坑相联系。本文对此作了整理和考察．以进一步揭示千年古村流坑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     

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

北朝诗人活动的中心区域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即无论西部的长安地区,还是中部的洛阳、晋阳地区,都是中古时代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活动于这些区域的诗人们,立足于华夏文化的沃土,背靠着绵长的文学传统,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素养和个性,共同创造了北朝诗歌的三个辉煌时代。本论文以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为切入点,揭示了洛阳、晋阳、长安三个诗歌中心活动的主要诗人及其诗歌创作情况。     

略论自屈原始历代士人处世思想的变迁

屈原的人生和思想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因而屈原精神影响深远以至形成一种传统。从屈原入手考察历代士人在面对入世与出世矛盾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的复杂性：从屈原的自杀,到后人的离骚、庄子、佛禅,直至苏轼的三教汇通旷达圆融,从中可见士人处世哲学思想的逐渐成熟过程。     

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后，朝廷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而儒者阿意取容，崇 尚利禄，士风因之大坏。汉末王莽改制失败，儒者借改制寄托理想的愿望落空，心灰意冷， 于是纷纷避世隐遁，隐逸之风大盛。东汉中兴，偃武修文，儒者复出，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     

试论宜兴亳村陈于泰的评价失真问题

一般而言,士大夫在王朝更迭之际对新朝故国的态度及表现,应是其获得历史评价的第一依据,但也不尽然,明末清初宜兴亳村的陈于泰就是一个例子。某种程度而言,宜兴民变实际上已经给陈于泰的道德形象定了格,并使其成了晚明缙绅贪婪形象的符号。更可悲的是,随着明亡之后汉族士人痛定思痛、自我反省的不断深入,加之新朝的有意渲染,陈于泰的这一形象不仅在身后毫无反转的可能,反而还被继续强化。陈于泰在明清鼎革中的真实表现,自然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实例提醒我们,由于明清之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一时期的士人评价之难度要远远超出一般。     

杨恩寿生平考论——兼论晚清湖南中下层科举士人的生存轨迹

杨恩寿早年经历六次乡试,最终却依靠他以出色的文才与长沙上层官绅广泛交游,通过积累人脉的方式中举;中年后放弃科举,却于入幕和候补两条谋生道路间徘徊反复,蹉跎岁月;晚年他回归故乡,成为长沙知名绅士.杨恩寿的一生,极具典型性,我们可以由此透视出晚清湖南中下层士人普遍的生存轨迹.     

高昌廉氏与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

高昌廉氏之廉希宪、廉右丞与廉野云、廉惠山海牙等人主持了多次多民族士人雅集,贯穿了整个蒙元王朝。尤其是大都廉园雅集,延续了数十年,参加的人员包括南北各民族人士。廉氏之雅集促进了各民族士人的交流,成为元代多族士人圈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