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化认同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在元代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中,汉儒接受了服膺汉文化的异族士子,不再以"蛮夷"视之,而是以"吾党"、"吾徒"称之。蒙古、西域的饮食、服饰等物质文化,甚至八思巴蒙古字及异族音乐、医学等精神文化,都得到了汉儒的认同。可以说,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多族士子相交甚善的纽带。而文化包容,不同文化间的彼此认同是元代多族士人间友好往来的基础,这也是元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质。对此问题深入研究,亦可为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的借鉴。     

唐人小说中的女性及唐代士人心态分析

从唐人小说入手,通过对其中的女仙、世俗女子、女妖、女鬼,以及女侠等女性形象的分析,探寻了唐代知识分子敏感微妙的内心世界.     

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长沙杨恩寿为例

通过对同治年间湖南长沙士人杨恩寿日记的解读,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科举是形成现政权体制内知识分子队伍的制度基石,而科举制度的运作过程却不能避免制度自身的异化,除庞大的失败者队伍中酝酿出现政权的批判者和叛逆者外,更普遍的弊端则是连续的失败打击将坚持在现存体制内谋发展的士子推至精神上的绝境,直至他们背弃从属于该体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德论".     

戏曲评点与晚明士人精神

戏曲评点兴起于明代中叶,评点者或阐发文学见解,或"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但是,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的同时,受作品具体描写的触动,时时会表达文学批评以外的见解:既有对儒家伦理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坚守,也有对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世态炎凉的感慨;既有对虚伪道学的嘲讽和对侠义的崇尚,也有对梦幻时代梦幻人生的感悟。它们共同折射出晚明时期士人的心态和精神。     

东汉的私谥问题

东汉时代私谥盛行,获谥者可分为隐逸者、去官或致仕者及部分在任官吏,他们皆通晓儒术。命谥者除门生、故吏外,还包括地方长吏和外戚在内的现任官吏、国人与乡人等。赠谥原则亦依据儒家经典及古义,谥号因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私谥的流行与谥法制度的封闭、刻板,士人重视声誉,以及士族发展等因素有关,它反映了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离心倾向。     

中晚唐时期落第士人入幕问题探究

文章以中晚唐时期幕府中落第士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入幕的动机、实现入幕的条件、与幕主之间的关系及他们在幕府中所处的地位,认为中晚唐时期幕府为落第士人提供了一条入仕途径,并解决了一部分落第士人的生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落第士人对中央政府的压力。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心态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而<世说新语>作为该时期的语言及人物镜象,反映出魏晋士人以人格、自尊、自我为导向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但对生命价值实现方式的错误选择最终导致了生命意识的残缺.     

赋学研究

主持人语(刘培):战国秦汉时期是主体意识觉醒的时期,士人们表现出对个人命运的深切关心和对人生价值的深刻思索。大体说来,当时士人们的人生追求有两个突出倾向,即对富贵利达和长生久视怀着浓厚的兴趣。辞赋作为当时抒情写志的重要载体,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种种人生感受。我们刊发的这两篇文章即是对这个时期辞赋表达人生感受方面内容的探讨。刘向斌的文章探讨西汉赋家对个人命运的焦虑。这个选题相当有意义。从战国到汉代,士人与君主的关系逐渐由宾主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随着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加强,士人的富贵利达完全掌握在君王手里,这情形正像东方朔所说:“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答客难》)对个人人生价值的追求和无法把握个人命运的矛盾是西汉士人人生苦闷的重要内容。刘文即依此展开论述。文章对西汉辞赋作了极其细致的分析,看得出来,作者是下了大气力的。如果作者能从先秦以来士人主体意识觉醒和人生追求的主要倾向着眼,肯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如果作者能结合西汉其他文献中表现出的人生思索(比如《史记》),文章将会更为深刻。唐景珏的文章探讨《楚辞·远游》的思想渊源。作者详细地钩辑出作品中的文辞和各家思想的关联,指出《远...     

一题两做 各得其趣——论同题材的聊斋俚曲与小说

蒲松龄经常以小说与但曲这两种能够代表其叙事智慧的体裁来表现同一桩故事,并且能够做到各得其趣.作者之所以喜欢对关涉家庭伦常的故事用两种体裁一做再做,主要是因为他不仅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敏锐的观察能力,而且拥有对个体人生的切身体验.当然,这种"一题两做"并非仅仅是通过表达方式的改头换面而进行的简单重复,而是力求在文本格调、叙事方式上都体现出士人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异趣.这样,小说的团圆结局往往转为俚曲的圆而又圆的结局,而小说的文人叙事也往往随之变成俚曲的民间叙事.     

江南诗学世家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